中国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小奔  2020-10-19 09:10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说,我们强调中华文化以丰富我们的精神资源,挖掘我们的历史传统,强化我们的文化自信。“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熔铸于”就是说传统文化已经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经在革命、建设、改革当中得到了熔铸,形成了一套中国向前发展的、走向现代化的、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说我们不管用多么大的热情宣传传统文化,不是回到汉代,不是回到清朝,也不是要回到民国,而是要建设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反感一到9月份有些学校开学的时候穿的那种稀奇古怪的服装,而且捂得一身汗,甚至还要求背《三字经》、背《弟子规》,包括一些企业吸收工人时也要先背《弟子规》,如果都按《弟子规》的规矩办事,恐怕咱们工人的福利也许会出现问题。我们学传统文化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很早我就听赵启正先生说过,他有次带一个高级学者代表团在国外访问,到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问道:你们到处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能不能稍微给我们讲几句怎么博大精深法?启正同志对同行一个学问最高的同志说,你讲一下。这个教授表示:没法讲,博大精深你能有法讲吗?又博大又精深,讲的话就得讲半年,开门课都可以。然而我说,怎么博大精深就没法讲了呢?我就觉得咱们得想办法让中华文化有法讲,讲得不太准确不太对可以,只要不断改进充实。所以我试一下,确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之感。有不成熟的地方或者硬伤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来,帮助我改正。

中华文化的“三性”

我认为中华文化有三种特性。

第一是积极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你或许不能解释清楚生命的来源、归宿与终极意义,但是你必须积极地履行你的道德义务,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积极性。

第二是此岸性。但不完全是按佛学的观点来讲,而是说此生此世当下就是此岸。孔子的说法是:“未知生,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荀子的说法是:“圣人为不求知天”。不要求知天,但就在讲天道的一段里,荀子紧接着又说,想要了解天机、天意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尊重天的规律、天道、天理,这是可能的。人要敬畏“天”、服从“天”、顺着“天”来做事。就是说,要在这种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之下,还得好好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儒家讲“修齐治平”,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比如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其实也是讲另一种“修齐治平”。

第三个是经世致用性,跟前面说的两个都有关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瞧不起孔子,黑格尔曾说读了《论语》(当然是译本)后,觉得还不如不读。不读的话他本来非常尊重这位东方的大圣人,读了以后却觉得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他甚至指出孔子缺少抽象思维的能力。相反,黑格尔非常佩服和喜欢老子,尤其喜欢他“知白守黑”的绝妙提法。然而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却对孔子赞许有加。这个原因很简单,黑格尔是专家,是大学者,孔子不是专家,不是学者,孔子还嘲笑自己说:自己种地不如老农,种菜不如老圃,一定要问特长,我只能答是赶车。孔子要做的不是专家,不是学者,是圣人。圣人是什么?挽狂澜于既倒,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把这个社会能再整理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他的人品、他的言行举止都成为社会的榜样,都能改变社会风气,优化社会风气,使正在堕落的社会恢复到像西周一样“郁郁乎文哉”的时代。孔子还主张“君子不器”,他看不起那种只会一两样绝活的人,他倡导的是整套“修齐治平”之道,是要建立大同社会。伏尔泰与黑格尔不同,他觉得孔子太了不起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世界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道理讲清楚,而且既没提圣母玛丽亚,也没提耶稣基督。这是因为伏尔泰是启蒙主义者,他所碰到的论述者都是用《圣经》来解释,要用另外一个世界的神来解释。

中华文化的“三尚”

中华文化还有三尚。

第一点是“尚德”。这一点大家都明白,传统文化认为德是权力合法性的依据,“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现在的提法也是以德为先。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第二点“尚一”。因为“一”代表天道,“一”代表太平,“一”代表幸福。孔子的说法就是“吾道一以贯之”。孟子的说法是“天下定于一”。老子的说法是“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同时我们对“一”的解释是非常复杂的。“一”是什么?“一”就是“多”的总和,用郭沫若的诗就是“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当然有更古老的考证,说“一切”来自《华严经》,并不是郭沫若的发明,中文这个“一切”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是统一,“切”是许多的部分,既是“一”,又是“多”。天子的权力是“一”,但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多”,所以天子既是“一”,又是“多”,而这个“一”又是天道。“一”在中国有非常特殊的说法,首先是“天人合一”。有人提到说“天人合一”证明了中国早就关注环境,但那个时代环境问题并不突出。在“天人合一”中,体现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循环论证——人性是美好的,人性是天生的,人性就是天性,天性集中起来再升华一下就是天道,那么天又是一个大的存在,天既是一个大的存在,又是一个道,而且“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跟我们讲的大自然意思并不一样,这里的自然不是主语也不是宾语,而是一个状语。什么叫“自然”呢?就是自己存在、自己运作、自己发展,这正是当今唯物主义的主旨。同时天又是高大上的概念综合。某种意义上,不管老百姓也好,圣人也好,实际上是把天看成上帝的,“苍穹”在汉英辞典里就翻译为god,就是天国。比如说颜子死了,孔子就说“天丧予”。这里的天就是指上帝,天不仅是指自然界的天。

我对《道德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天”字用得比“道”字多得多。这里的“天”是一个终极概念、神性概念,但是它和人合一,因为人性虽然有不同的说法,基本上是善良的。老子也认为人性是善良的,所以他才问:你能回到婴儿时代的单纯、美好、善良吗?我还看到一位老师分析: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容易接受?因为马克思主张性善论,西方的许多法制的设计则是出自于性恶的预计。虽然他们没有像中国人这么明确地来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私是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如果没有私有财产,人就不会自私。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能够达到国家消灭、政党消灭、阶级消灭、警察消灭、军队消灭、法庭消灭,实际上达到了无为而治的最高理想。

以孔子为代表的论述:人性是善良的,是天生的,没有在家里不爱自己的双亲的人,这就是孝;没有不爱自己的兄弟姊妹的人,这就是悌;既然在家里孝悌,你出门就爱你的长上,爱你的君王,爱天子,你就不会犯上作乱,所以你就是有了忠、有了信,然后各种美德就越发展越多。这就是用人性来证明天道,用天道来指导政治。用天道来规范德行,就是道德。当然古时“德”的意思跟我们现在说的道德不完全一样,德很多时候指功能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是道。它又能用来证明这个世界的美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样就肯定了物质的存在、自然的存在,然后又用道德来证明权力的合法性、权力的崇高性。儒家在谈到理想的政治的时候,总要以周文王为例。因为周在开始的时候封地很小,方圆才100多里,但由于文王道德高尚,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天道,符合人道,符合神道,也符合自然之道,当时叫做天下,他就把全天下老百姓的心都凝聚起来了。用姚雪垠《李自成》里的说法:民心就是天心。

所以中国的这种“一”的观念,既是一,又是混杂的,又是什么都掺和到一块的,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天人合一,天、神、人、道、政合一。还有一个观念是“知行合一”,既然以人心、人的道德为圭臬,既然心好了就什么事都好了,所以孔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格的尊严,只能用一些行政上的刑罚手段管着他;“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则是说人要有尊严,而且有了格调,才能够提高。

中国文化中还有很多说法,外国人都不容易理解,比如我们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个说法非常可爱,因为都要治病救人,都要同情别人的甘苦,都要施以援手。智愚也是可以统一的,《论语》里面多次出现这个话,就是该傻的时候要傻,该聪明的时候要聪明。“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也可及,其愚也不可及。”

第三点是尚化。中华文化的尚化,早在庄子的时候就提出来了,叫做“与时俱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等均体现了“与时俱化”,学习与包容的“尚化”思想。

中华文化的“三道”

首先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包括君子的一切,包括他的主张、行为和社会活动记录,也包括了他的言谈、话语、举止,包括了他的容色、面部表情。孔子要求到这一步,光尽赡养父母的责任还不叫孝,因为养一个动物也是养着,问题是容易“色难”,做到态度好并不容易。你觉着双亲老了,糊里糊涂,你的工作又多,于是开始烦他们,把钱往桌子上一扔,这个不叫孝。君子之道涵盖各个方面,要把君子之道分析得更加清晰。比如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荀子谈到社会生活的时候比孔子还接地气,他形容君子既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小人成功不起,也失败不起,说得非常有趣。孟子也讲了关于孔子的一个故事,《论语》上并没有记载,我看了以后拍案叫绝。旁人问孟子:你整天说孔子多么伟大,孔子在鲁国做了几年大官,最后在主持一个祭祀时,竟然因为祭祀活动送来的熟肉不合乎标准而大怒,连主持祭祀的礼帽也没摘就辞职走了。孟子答道:你们懂什么?孔子为官是到处游历,来寻找实践自己政见的机会。其中,他受到最高礼遇之地是鲁国,但是快三年了,虽然鲁君对他态度一直很好,但是关于仁政、王道的思想却始终实现不了。孔子想辞职,但是又不希望酿成事件,不想有不良的影响,他还要在各地巡游寻找更好实现理想的机会,所以他必须和君王继续保持美好的关系,何况鲁君本来对他那么好,所以他要找个借口,这次肉不好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他宁愿让天下人说孔子这人急性子,但对鲁国没有什么影响。孔子对鲁国没有什么不满,这是符合君子之道的。所以孟子的分析算一绝。

第二是中庸之道。这一点孔子讲得很重,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种说法,中不是指正中间的意思,“中”念四声,是准确的意思。庸也不是平庸,而是正常。中庸就是既准确又正常:不要不足,也不要过犹不及,这个在中国非常重要。西方的政治学讲究多元制衡,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想实行权力分割、互相制约非发生内战不可,因此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不是靠制衡,而是靠中庸。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时间的纵轴上经常发生一种平衡和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讲中庸之道是有道理的。

1957年在中国作协,我被邀请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的会议,连续开了好多次会议,我也受了教育。丁玲同志发言的时候提到: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我当时听了吓一跳,因为当时我才23岁,要看几十年的话,那我还不能算人呢。我想,你“河东”时表现挺好,你“河西”时我再等你两年表现还好,这个人可用。如果河西的时候马上换了一副相貌,对不起我不用你。所以要看几十年,这也是中庸之道。

第三是韬晦坚韧之道。这个在其他国家的文化里是没有的,而在我们的神话里面就很丰富,如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愚公移山等等。还有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豫让为了给恩主报仇,需要改变自己的容貌,所以浑身涂了油漆,然后还吞了炭来改变自己的嗓音,这都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越王勾践和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国自古就有这么一种看法,一个人要想干成点事就得受不可思议之苦,要在别人都认为不可能成功的时候,还能坚持下来。例如红军长征,就体现了这种苦斗精神。这种坚韧性、韬晦、以退为进,中国有很多这样的词汇,比如“忍辱负重”,想想这四个字有时候我的眼泪都能掉下来。

虽然刚才说了这么多有特色的地方,但是第一,它并不是奇葩,仍然和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可以相通,比如“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我原来认为这是非常中国式的说法,但是2016年有一次我在旧金山渔人码头吃饭,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个很大的商店,名字就叫“One is All”。我心想:美国人也懂这个?上网一查,有两个解释,一个说这是一个餐馆,这里什么饭菜都有;还有一个解释是这是家一元店,卖各种处理品,交一美元拿一样东西就走,所以也叫“一就是一切”。

第二,中国文化有它的有效性,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这一点我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但起码有一条,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是非常独特的,其信息的综合性和“尚一”有关系,一个字里面把什么意思都包括了,既有声音又有逻辑,既有形象又有结构。中国文化是一种有效的文化,又是一种能够自我调节的文化,一种随时能够改进的文化。为什么?比如孔子这句话我们一听就觉得了不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不贤而自省,那么联系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化很了不起的地方。中国早就有些大人物,希望我们的文化能够不断地往前推进。中国文化推崇经世致用的人才,李白诗歌中讲到,“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他认为鲁国那些腐儒,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李贺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但是连李贺的诗里头也写到:“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后来的思想家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也有这样一面。所以在中国,早就有对自身文化进行挑剔、期望它有所变化的思想。这和现在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致的。

第三,我顺便谈一个观点,就是五四运动激活了中华文化、挽救了中华文化,五四运动使中华文化能够开始寻找自己的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绝不是说颂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就等于否认五四运动。最近由于疫情的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表彰大会上强调,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胜利,特别提到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习近平总书记还讲到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就以生命力的顽强、凝聚力的深厚、忍耐力的坚韧、创造力的巨大而闻名于世,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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