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燃烧的岁月里走来

来源:奔流文学网 | 作者:苗電  2020-11-05 08:47

内容提要:
苗献龄,河南西平权寨苗张人,现居河南省郸城县,98岁,中共党员,离休干部,现在身体健康,思路清晰,沟通交流无碍。
1923年1月,苗献龄出生于河南省西平县权寨镇苗张村后张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幼时饱受艰辛穷困,13岁为生活所迫,去亲戚家中药铺当学徒,16岁被抓壮丁,在国民党部队10年,1949年4月参加解放军,1950年4月赴朝鲜作战,1954年4月回国到福建前线参加国防施工建设。
本回忆录用苗献龄一生的亲身经历,述说了近代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过程。从农村家庭饥寒交迫的生活,到国民党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抗美援朝战争,福建前线山区备战,转业后地方工作创业,文革中的磨难,平反后工作安置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读后给人以亲历革命发展过程的感觉。
                         
一,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我出生于1923年1月10日,那是一个战乱动荡的年代。
我的原籍在河南省西平县权寨镇北六里苗张村后张庄,家中世代为农,以种地为生。
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家里有七口人,父母和我们弟兄五个,七个人居住在两间破旧老屋,我们叫它“小东屋”,当时家里有三亩薄地,没有牲畜和农具。我们几个兄弟还小,大哥9岁,我大约6-7岁光景,三弟、四弟、五弟都还年幼,因为没有农具,每年的耕种,全靠亲戚和邻居来帮忙。
祖父母和大伯一家各自分开居住,一个小院里还住着另外一户人家。当时,祖父是前清时期的文秀才,但没有官职,一生都是靠到外村有钱人家教书赚点粮食养家糊口。
祖父母和大伯一家居住在三间小草屋。祖父虽然靠教书养活家人,但每年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最简单的家庭生活。
我的父亲也读过几年书,那时候没有公学堂,为了生活,父亲也不得不外出教私塾挣点粮食贴补家用,母亲在家照顾我们弟兄五个人的日常生活。
由于家庭贫寒,生活艰难,因此,尽管祖父,父亲都是识字人,我们弟兄五个却没有学到文化知识。只有我有幸在父亲外出教私塾的时候,为了混口饭吃保全生命,跟着父亲在外面学了几年私塾。
1930年,国民政府取消了私立学堂,在我们家乡苗张村办了一所小学校,我当时正好7岁,就插班进入小学二年级学习,可是,这个学校在当时的战乱中,仅仅办了两年多就停办了,我也不得不辍学家居,帮助父亲做些小生意,贩卖过私盐,水草等,那时候我也就是10岁左右的光景。
 
二,小时侯大人都叫我“气死狗”
   
五岁多的时候,我家大奶奶告诉我,本村的大人们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气死狗”,大奶奶讲了外号的来历,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十分辛酸的故事:
原来,在我一岁多的时候,家乡麻疹病流行,我也染上了麻疹病,病情十分严重,却又无钱医治,父母亲就在家里熬制土方中草药为我延续生命。
1924年夏天,我病情加重,呼吸停止。当时父亲在外教私塾,家里又没其他人,母亲就委托大伯将我抱出去扔掉。大伯抱着我到远离村子的西南野外沟边,准备把我扔掉。
当时还有一只骨瘦如柴的流浪狗也跟着,大伯不忍丢弃,偶尔用手抚摸我的身体,感觉还有体温和微弱的颤动,就抱着我返回家中,叫我母亲再熬点中药草,把药水喂到我嘴里,让我慢慢咽下。
没想到过了两天,我便有了微弱的呼吸,慢慢有了知觉,又过了几天,病情竟然好转了。
麻疹病好了之后,村里人便给我取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外号,叫我“气死狗”了。这个外号虽然不太好听,但本村人还是一直叫了好多年,直到我被抓了壮丁之后,才不再听到有人叫了。
           
三,中药铺的学徒生涯
 
因为家中经济困难,经常揭不开锅,饥寒交迫,更交不起学费,无奈之下,为了混口饭吃,父母求故人托亲戚,劝我到郾城县大陈寨一个亲戚家开的中药铺当学徒,说是学期五年,只管吃住,没有工钱,其他一切自理。
学徒期间,我只有13岁,自理能力很差,因为年龄小,个子矮,体力差,所以师傅只让我做杂活。平常也就是清扫室内卫生,擦拭家俱,整理日常用品,给师傅铺床叠被,送水端茶,给师兄们洗衣端饭,甚至还要给他们抱孩子。他们稍有不满意,便对我进行辱骂和毒打。
因为家里穷,养活不了我们弟兄五个人,为了活命,我只好忍气吞声,埋头苦干,处处小心谨慎地去做。白天干活从来没有消停的时候,晚上,师傅、师兄们都各自回家了,我却是有家难回,被主人呵斥着看守店铺。
一年四季我都睡在柜台上,清晨天不亮就得起来,把铺盖卷起来放在一边,然后去整理卫生、忙杂务,晚上很晚等大家全都离开了,再把铺盖铺起来睡觉,就这样天天如此,循环往复,在这里干了三年。
三年学徒生活中,第一年纯粹打杂,所做的事情跟中草药根本不沾边。第二年开始学习操作与中草药有关的事情,拿药具、取药、切药、碾药、泡药、炒药等,都是跟着师傅做的,师傅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根本不教任何医药知识和用药原理,也不让问这些药都能治什么病,其实还是干杂活,只是和中草药贴近了一些而已。
 
 
四,回家探亲被抓壮丁
 
在郾城大陈寨学习了三年,中药铺学徒期尚未结业,真正的中草药治疗技术还没有学到,因为思念家人,我于1939年4月请假回家看望父母和几个兄弟。
没成想快到村头的时候,忽然走过来两个带枪的青年男子,一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说是要把我带到距离我们村六、七里的乡公所。
当时我就意识到我可能是被抓壮丁了,也许是要到国民党部队参军打仗去。虽然害怕,但也无力反抗。
他们说是去乡公所,实际却把我押到西平县城,直接交给国民党县政府党部。
我和其他被抓的壮丁一起,被集中关押在西平县国民政府县委党校大院内,有好几个人端着枪看守着,只准进不准出,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听他们说这里叫“新兵集结地”。
第三天,他们通知父亲来看我,和我告别,我们三年没见过面的父子,也只能在院子里说几句话,他们不准我们走出院子。
这次和我一起被抓来的有一百多人,在西平国民政府县委党校大院内关押七、八天后,被国民党县政府交给了前来收编的国民政府部队。
这些人带着我们这一百多人,经过三天长途跋涉,来到了信阳桐柏山一带,我被分编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军二十七师辎重兵营第二连当了一名二等兵。
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运输军队所用的弹药和机械等物资。
在当时的1939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已经十分猖狂地打到了河南信阳地区,空中每天都有日本飞机来来往往,当地人民整天都生活得提心吊胆,随时都有灭顶之灾的降临。
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和日军交战,但随时都在准备着和日军打仗,防空警报时常响起,每天都生活在惊心动魄之中。
当时,部队不断接到上级行动命令,我们这些新兵什么都不知道,只是跟着部队不断地转移,每个人挑着自己的铺盖和两箱子弹,每个人的行李都有四五十斤重。
我由于以前没干过重体力劳动,加以身小力薄,所以,行军途中感到非常吃力劳累,每当跟不上队伍的时候,就要遭到班长和排长辱骂毒打。
每天行军到宿营地时候,我都是精疲力竭,再加上吃不饱饭,睡不好觉,道路坎坷难行,自己个矮力单,常常被落在队伍后面,也因此常常被班长和排长打骂。
这样的痛苦行程大约有十几个月的时间。由于夏季雨水不断,双腿在雨水中浸泡时间长了,便出现了很多炎症,起了很多疙瘩,直到腿上的小疙瘩一个个溃烂,有经验的老兵说我这是“连疮腿”,实在无法继续行军,部队长官便安排我去医院治疗。             
五,住院治疗“连疮腿”
记得那是1941年的秋后,由于我左腿的“连疮腿”越来越严重,脓水越来越多,疼痛难忍,跟不上部队行军,连长看到确实艰难,就派人把我送到了三十军二十七师医院进行治疗。
那时候,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因为属于流动医院,医疗水平很差,药品匮乏,加上经常流动,随部队转移,基本没有什么检测设备,所以治疗条件很差。
我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院随部队驻扎在南阳山区一带,并且经常搬家,居无定所,我甚至都不知道部队在哪里驻扎。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我的“连疮腿”慢慢得到了好转。
在三十军二十七师流动医院治腿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每天都利用空闲时间帮助看护其他活动困难的病人,给他们整理卫生,端茶送饭,倒屎倒尿,得到了医护人员的一致好评,大家都亲切地叫我“小老弟”。
几个月之后,“连疮腿”虽然治好了,但留在腿上的疤痕却永远长在了腿上。          
六,在师医院工作
 1942年3月,我腿病好转,又回到了原来的三十军二十七师辎重兵营二连。因为身体虚弱,不能担当原来的担挑肩扛运输任务,长官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征求医院意见,将我调到了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学习看护技能,我也因此成了一名二等看护兵。
其实,在当时看,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因为我的身体状况确实不如别人,不能胜任辎重兵负重行军的工作。
因为当过中药铺学徒,我很想成为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到了野战医院之后,我积极主动担任起照顾病人和伤员的任务。在同事之中,我的年龄是最小的,每天除了自学护理业务之外,还做其他杂工,由于勤奋主动,做事热情,从不偷懒,很受同事们的爱戴。
二十七师医院是野战医院,和部队其他兵种一样,没有固定的居住地点,经常到处流动,同时医疗条件也很差,设备、器材、药品,都是随身携带。
全医院也只有三十几个人,其中还包括院长、医生、护理、勤杂工等,平时接收到的病人、伤员也很少,对这些人还只能作一般的治疗处理,根本没有手术治疗等医治手段,有重病号都是马上送到军医院去。
 
七,给师部医院王培栋医生当勤务兵
 
在师部野战医院当二等看护兵几个月之后,长官又让我去给一个叫王培栋的主任医生做勤务兵,那时候,部队也是强调当兵的必须服从组织分配的,虽然自己不乐意,不情愿,但也必须执行命令。
给主任医生王培栋当勤务兵期间,每天都要学习做饭,整理清扫室内外房间,做家务等勤杂琐事,还要帮他照看孩子。
后来部队调动防务,又让我跟随主任医生王培栋的太太一起,留守在河南省邓县一个叫望花楼的村子里,住在一户农民家里。
     
八,父亲徒步跋涉数百里来部队看我
 
因为部队不准探家,我偶尔也会给家里写封信,信里只是说我在哪个部队医院,并没有说我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父亲是怎么知道我在南阳邓县的,他老人家徒步行走300多里,来到了邓县找到了我。
父子见面抱头痛哭了一场。据父亲讲,他是一路逃荒要饭,风餐露宿,边走边打听部队番号和医院,历经十多天的艰难困苦,才到了邓县,找到了我。
他在我们居住的农户家里停了几天,看到我每天给王培栋医生的太太像奴隶一样看孩子,做饭,打理家务,很不高兴,就让我和他一起回家去。
我没有答应他,一是因为家里生活也很艰难,经常揭不开锅;二是部队有纪律,开小差逃跑会受到严厉的处分,所以没有和父亲一起回去。
父亲在我们那里住了几天,感觉有点失望,就自己回家去了。
父亲回家的时候,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因为是勤务兵,医生夫妻一分钱都不给我,我求王太太给父亲一点钱让父亲回去,可是王太太竟然一分钱也没给父亲。
临行,父子拥在一起又痛哭一场,依依惜别,父亲又靠一路乞讨回家去了。
            
九,男儿立志当报国
 
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在王培栋医生家里,终日围着锅台侍候他的老婆孩子,给他的女人当勤务员,做牛做马,一分钱工资没有,还不时遭受冷眼和责骂,我确实感到十分委屈。
1942年春夏之交,主任医生王培栋来到河南邓县看望他的太太和儿子的时候,我狠下心提出要到前方部队去,王培栋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我坚持服务他的太太和儿子。
我想,再这样做勤务兵干下去,说不定自己这一生都完了,思前想后,最后下定决心,坚决不在这里做勤务兵了,一定要走,一定要到部队去!到前线去!
过了几天,就在王培栋准备回部队医院的那天,我早早地收拾好被卷,打算跟着他去部队。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部队在什么地方,只好跟着他走。
王培栋租了一辆农用牛车回部队,我背着自己的铺盖,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关切地注视着他去的方向。
有时候靠近了一些,他看到了我,就会怒目而视,甚至大声呵斥,但我是铁了心的要回部队,一直跟着他的农用牛车向前走。他骂也好,怪也好,我就是不回头。
从早上走到午后,他看我去意坚决,就让赶车人停下车来,我也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下。
一会儿,他让赶车人叫我到跟前,却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我看他生气恼怒的样子,也不敢说话。僵持了很久,他终于忍不住责怪我说:你就忍心把我的老婆孩子丢在那里不管吗?
我当时满眼噙泪,告诉他说:我是当兵的,年龄也不小了,老在这里脱离部队,一辈子能有什么作为!我能对得起父母吗?我本想在部队做些事情,可是你把我留在这里,天天围着锅台和你的孩子老婆转,我什么时候才能立功报效国家!  
他沉默了一会儿,虽然生气,但还是让我跟着他一起走了。
经过几天长途跋涉,奔波劳累,我们终于到了湖北省枣阳县境内部队驻扎地,我也从此又当上了二等看护兵。
 
十,志存高远,勤奋工作
  
在国军三十军二十七师野战医院,我并不甘于平庸,整天心里想的就是努力学习,勤奋工作;整天做的,也就是任劳任怨,吃苦在前,尽最大努力做好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
因为来部队之前有过三年在中药铺当学徒的基础和经验,加上自己勤快、肯吃苦、不怕累,领导很快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岗位。
每天除了在病房照看病人,就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专业知识,研究医生给病人开的简单病历记录,病人患的什么病,用什么药物,针剂,用量多大?我都用心记录下来。
那时候,医生开的是西药,药名大都是用拉丁文,这些文字以前我在中药铺当学徒时候见都没见过,更不要说会念会写会理解了,只好像画工笔画一样比葫芦画瓢抄下来,私下询问懂拉丁文的人,然后去写出来,去背诵。
有时候一个拉丁文药名就得学习好几天还记不下来,发音也不准确。就这样坚持不懈,勤学苦练,慢慢记住了一些简单常用的拉丁文药名。
但这也只是初步掌握了一点其中的西药知识,要想用于医疗实践,还需要长期坚持,刻苦自学。
记得在湖北枣阳有个地方叫做“泰山庙”,庙里有几间医院病房,大厅里有个高台,台上供奉着几尊神像,神像下面就住着病人。没有床位,只在地上铺了几张苇蓆,设备非常简陋。可想而知,那时候的医疗条件是多么的简单。
病人的饮食也十分的清苦,他们和医院工作人员吃的一样,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弄不到食物就和医院工作人员一起挨饿。
这样的临时性医院,随时都要跟着大部队转移,就这样我们也在这里坚持了好多年。
         
十一,到江南打鬼子去
 
我虽然参加国民政府军队四年多了,但因为是在野战医院工作,从未真正和日本军队遭遇过,从来没有机会向日本鬼子放过枪,说来也很惭愧。
日本鬼子从1937年就全面侵入中国了,现在已经是1943年了,我们这些在野战医院里工作的人,竟然没有人听说过我们的部队在哪里和日本人打过仗,我们也从来没有接收过伤员,有接收的也只是病号。
一个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并且还是一个负有盛名的王牌军队,竟然没有和日本兵遭遇过!这个王牌正规军三十军二十七师的野战医院,当时竟然只有二十几个人,医院名气很大,但很少有人来医院住院治病,即使有了伤病员,也会马上派人把病号送到军部医院治疗。
1943年春,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从湖北省宜昌顺长江到四川、到重庆进犯,我们三十军奉命由湖北枣阳出发,开赴长江以南宜昌对岸的山区阻击日本军队。
师部让医院部分人员随部队前往。我和医院几个医务工作人员乘坐渔民的小木船,经过数日漂流,终于达到湖北秭归才和大部队会合。
在秭归住了两天,部队由秭归乘坐大型轮船到达长江南岸的三斗坪。
下船后,我们背着、扛着、抬着药品和简单的医疗器械,经过崎岖难行的山路,徒步前进。
翻过几座大山,就到达了大山深处一个叫“黄家湾”的村子,距离“三斗坪”约有百余里。
部队就在长江防线宜昌对岸守防,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就在“黄家湾”安营扎寨,设立了医院病房科室,收治伤病员,在此一年有余,我曾和其他人一起到过宜昌对岸的部队驻防地好多次。
尽管当时全国抗战形势十分吃紧,但我在这里并未见到伤员,也没有听到这里的士兵说起过打仗的事情。我感觉国民政府的军队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从来不会考虑相互支援,协同作战。
 
十二,患“疟疾”的日子
 
1944年秋季,“黄家湾”一带阴雨连绵,很多人患上了同样的“疟疾”疾病。病状是高烧不退,体温多在40度以上,而又很难降下来。
我也患上了这种疾病,整日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看起来像死了的人一样。当时缺乏奎宁这样的药物,很难治疗康复。
所幸因为在一起工作时间长了,老师,医生都很关心我,白天夜里照顾我,尽管我好几天都昏迷不醒,病情非常严重,医院又没有药物治疗,他们还是到处托人为我去找药。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们终于在步兵团里一个医官那里找到了一支他私自收藏的奎宁针剂。
拿回来给我注射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治疗,我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体温也降了下来,大脑也慢慢清醒了,并且能够吃点食物了。
又经过月余时间的治疗,我才逐渐恢复正常。
我十分感谢我的同事,朋友们,在我当时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他们全力以赴的帮助、关心和爱护,我肯定就会和其他患这种病的人一样失去了生命,被埋葬在湖北黄家湾的大山里了。
我因此十分感谢我的同事,战友,感谢医院里帮助过我的亲人们。
 
十三,日本鬼子投降了
 
1945年春天,抗日战争的紧张程度有所缓和,我们部队奉命向长江边上靠拢,师部野战医院也奉命向长江边上移动。
我们背着医疗器械,药品和行李,在崎岖难行的山路上,由二十七师野战医院驻地“黄家湾”到宜昌对岸的长江边,整整走了一天时间才到达目的地。
我们医院驻扎在江边一个靠山的小村庄,那里的群众住户都被赶到别的地方去了,一个老百姓也看不到,只有一些破旧不堪、空荡萧索的民房。
因为江野空旷,在这里驻扎的那几天,偶尔会听到远方交战的枪炮声。
当时我们也很紧张,经常派哨兵探查情况,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日本人的偷袭。
医院虽然驻扎在这十分隐秘偏僻的山脚下,但送过来的伤员很少,终日基本没什么事情做。
有一天,前线送来一个病人,病情非常严重,而我们这里医疗条件极其简陋,甚至连病房都没法安排,根本无法收治住院病人,无奈之下,院长官要求必须迅速把病号送到军部医院去。
军部医院在秭归对岸的“三斗坪”,由于长江两岸都是大山,没有道路可以通行,只能走水路。院长就租用了一只小木船,让我护送病人去“三斗坪”军部医院。
船上只有我们三个人,舵手、病人和我。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小木船。
我们沿长江逆流而上,舵手反复告诫我,坐在船上不能动,随便晃动即有翻船的危险。
我老老实实和病员一起躺在船舱,一动也不敢动。
水浪一波一波打来,我看到这么宽阔的江面,在船上是提心吊胆,每一次上下颠簸,都使我心惊肉跳。
我们从早上天不亮就出发,一直到黄昏降临,才赶到“三斗坪”军部医院。
1945年7、8月间,国民政府尚未向我们传达日本战败投降的信息,但大家都感觉到日本军队已经不向我们进攻了,同日本人的战争好像已经结束了。
可是,那天忽然接到命令,上级要我们三十军全部人员,整装乘船渡江,迅速进驻长江北岸。
1945年8月下旬,我们三十军渡过长江,从湖北宜昌出发,翻山越岭,走过平原,徒步北上,说是要打到北京去,攻占北京城。
在行军路上,我们才得到消息:日本鬼子已经于1945年8月5日无条件投降了!我们可以不再打仗了!当时群情振奋,大声欢呼,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将永远记在心头!
 
十四,到北京去接防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们都感觉不再打仗了。但三十军马上就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北上,把部队开到北京去,紧急接收北京防务。
我跟着部队一路北上,翻过崇山峻岭,徒步跋涉,过襄阳,越樊城,经老河口,到河南南阳、方城、舞阳、许昌、郑州、新乡,部队到达安阳,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安阳停了下来。据说是总司令孙连仲要从湖北战区调任北京战区总司令,要求10月中旬到北京上任。
因为孙连仲总司令非常爱戴我们三十军二十七师,所以他走到哪里就把我们带到哪里。这次是他带我们到北京十一战区驻防。
我们在安阳住有半月多的时间。1945年10月中旬,部队接到命令,再次启程北上。
在这次北上动员大会上,长官告诫我们说:河北一带有共产党、八路军要阻止我们北上,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我以前曾朦朦胧胧听人说过什么共产党、八路军,至于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们野战医院的同事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是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对他们的抗日情报,作战信息,封锁是非常严密的,基本上是只字不提。
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听说又要和共产党、八路军打仗,都觉得莫名其妙。
据说当时和我们一起北上的,还有庞炳勋的四十军,我们彼此呼应,交叉前进。
过了安阳漳河,我们继续徒步行进,到河北邯郸地界,前面的部队还真的和共产党、八路军打起来了。
我们二十七师野战医院是跟在部队后面行进,随时接收伤病员的。
可是,在临时驻扎地等了两天,前面的枪炮声连绵不断,我们竟然没有接收到一个伤员。
后来听医院领导说,这是孙连仲司令官和对方商量好的,共产党、八路军把我们的部队包围了起来,只朝天空打枪放炮,不向人群扫射,也不向我们部队驻地打炮,他们一边打着枪打着炮,一边用大喇叭吆喝着: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请国军停止北上,退回河南去!
就这样“战斗”了两天两夜,我们的部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迅速撤退到河南安阳去。
接到这个消息,部队便一窝蜂似的往回跑,很快退回到河南安阳一带。
这期间,听说庞炳勋的四十军还真的和八路军打起来了,这直接影响到了我们部队人员的思想情绪,大家恐怕上面要我们返回去支援,当时心里十分紧张,都骂庞炳勋多事,因为谁都不想打仗。
还好,部队长官没有让我们返回去支援。
听说庞炳勋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死的死,伤的伤,被俘虏的被俘虏,只有很少一部分逃了出来,连庞炳勋自己也被八路军俘虏了。
 
十五,抢渡漳河
 
在部队冲出八路军包围圈的时候,当时已经是1945年农历10月底了,北方天气已经开始变冷,漳河河水冰冷冰冷的。
我们从漳河北岸到南岸,必须从河水中渡过。几十米宽的漳河,附近几十公里只有唯一的一座桥,我们的部队是不能经过的,因为八路军已经占领了桥头阵地,汽车和辎重物品不能过桥,士兵也不敢冒险从桥上经过,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涉水渡过漳河,才能脱离了危险区。
撤退的时候,整个部队乱成了一锅粥,谁也顾不了谁,只是比赛看谁跑得快,看谁在冰冷的河水里游得快了,也不管河水深浅,也顾不上冰冷刺骨,一窝蜂的抢着向前拥,毫不犹豫地扑通扑通跳到河里,拼命向南跑,向南岸游。
有马的长官牵着马尾巴随人群过河,其他人员有的单独过河,有的几个人相互搀扶着过河。
总之,很乱,人们的心情很坏,很紧张。只有少数人是脱了衣服过河的,大部分人都顾不得脱衣服就跳到了河里。
过了河,大家的衣服都湿了,冻得浑身发抖,人人垂头丧气,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后来我问别人,八路军并没有朝我们开枪开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惊慌失措,狂奔乱跑呢?
别人跟我说:你在医院,在后面,你没听八路军的大喇叭怎么说吗?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的长官叫我们迅速撤退,跑得慢了不是寻死吗?况且八路军还一直在我们屁股后打枪放炮。
过河到了南岸之后,大家很冷,很累,就临时找个地方休息,拾些柴草生火取暖、烤衣服。
此时,部队哪一级的指挥也不起作用了,大家满腹怨恨,牢骚不断,就像一群刚遭受别人追打的流浪汉。
由于惊慌失措的逃命,加上一天未吃任何东西,现在都感觉精疲力尽,动弹不得。
在紧张逃亡的路上,我们也没有感觉到肚子饿,只是一心想着赶快跑出去,跑到河对岸就安全了。
现在脱离危险了,紧张的心情缓和了,大家才觉得饿的心慌,难受,找不到吃的东西,就随便吃了一点草根野菜什么的填下肚子,找不到吃的就饿着。
短暂休息一段时间之后,有人过来传达了上级长官的命令,让我们各自找到自己的单位,组织起来向指定的方向转移,有私自逃跑者,就地正法。
大家谁也不敢脱离部队逃跑,都相互鼓励着,劝慰着,跟着大部队来到了河南辉县地界,当晚,我们野战医院就在辉县县城休息整顿。
 
十六,部队开往山西一带
 
在河南辉县、安阳、新乡一带休整训练数月之后,部队又奉命乘火车去山西执行新的战斗任务。
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刚到河南陕县,就被要求下了火车,然后乘小船由陕县走黄河到了山西境内。
在河南省和山西省交界处的大山里来回跑了好多地方,来来去去,走走停停,一直和八路军周旋,摩擦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时我才理解,我们部队从南方的湖南跑到河南、河北、山西的目的,原来是为了和共产党八路军打仗!
我们二十七师一直辗转于济源、侯马、临汾、绛县一带。
我们野战医院虽然不是战斗部队,但必须跟着部队行动,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必须跟到哪里。
经过几个月的辗转奔波,我们医院最后在山西临汾安营扎寨。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们医院在绛县驻扎期间,收到一个严重的伤病员,看来像是个干部,因为保密,我们不便询问身份。
因为我们医院医疗条件差,必须马上送到军医院去,领导就派我去护送。
当时运输条件很差,绛县距离侯马有几十公里路程,全是山路,崎岖难行。领导帮我租了一辆农用牛车,顺着时隐时现的山路,翻山越岭,从天不亮启程,一直到晚上七点多钟才赶到侯马军医院。
我将病人交给医院负责人,在那里休息一个晚上,第二天准备回到我们师野战医院,可是军医院领导告诉我说:你来的路线已经被八路军占领了,原路回不去了。
无奈之下,我在军医院住了三天,按照军医院领导的安排,三天后,我乘坐军医院去临汾拉货物的汽车,绕道临汾返回野战医院驻地。
这是1947年农历10月的事情,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了,我坐在大卡车车厢里,山风呼呼地吹着,寒气逼人,冷风刺骨。我在没有顶棚的车厢里冻得浑身发抖,经过整整一天的颠簸,傍晚时分,终于到达临汾。
晚上回不了绛县营地,只好在临汾住下,但是,兜里又没有一分钱,去不了旅馆,只好蜷曲在车厢里休息。没有被子,也没有棉毯,夜里寒风刺骨,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根本睡不下去。后半夜实在冻得难受,就从车厢里跳下来,在周围活动一下,然后又钻到汽车底下躺着,因为风大,直到天亮也没睡着。
第二天,因为没钱吃饭,只好忍饥挨饿,趁车去了绛县。
临汾到绛县虽然只有五十多里路程,因为八路军在那一带神出鬼没,所以一路上十分小心,走走停停,有一点动静就会提心吊胆地下车观望,恐怕遭遇八路军。
没有动静的时候,汽车开得飞快。
快到中午的时候,汽车终于到达绛县师部野战医院营地,我也交了差,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部队在绛县住了一段时间,师野战医院奉命开到临汾,整个部队分别在各自的营地驻扎,执行着各自的任务。
我们医院也在临汾铁路边一个地点建立了自己的医疗体系,设立了病房、科室,虽然医务人员不多,但仍然可以勉强收入一些伤病员。
这时,上级领导宣布,让我担任医院事务管理,负责医院病房病人的勤杂工作。
我们的野战医院,设在临汾原铁路医院旧址上,在临汾北门口向西街道路北的一个大院子里,住房不多,只有三处房舍,我们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时间,这期间基本没有发生什么战事。
 
十七,把三弟从家带出来交给共产党领导的河南郾城县大队参加革命
    
1939年我被抓壮丁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交通多有不便,所以很多年没有和家人取得过联系。
直到1947年夏初,我们部队调往山西前,路径河南地界,上级才给我七天假期,批准我回家探视父母兄弟。
到家之后,才知道在1940年的河南大灾中,母亲,大哥,四弟和五弟相继皆因饥饿疾病去世了,家中只有父亲和三弟二人。
探家期满,返回部队时,因家中贫穷,生活艰难,考虑到家里的实际情况,就把三弟(注;即编者的父亲)从家里带出来,亲自送到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河南省郾城县大队,交给有关地方长官之后,我便返回了国军三十军二十七师野战医院。   
后来,三弟做了共产党领导的郾城,舞阳,西平三县地下交通员,和蔡永岭、郭怀庆等地方党组织领导常有情报传递往来。
再后来,三弟也去了朝鲜战场,属于刘亚楼部队的一名通讯兵,因为我们不在一个部队,虽然那些年都在朝鲜,但从没有联系过。
    
十八,部队开到陕西、开到西安去
 
1948年春,大部队奉命开赴陕西,进军西安。
二十七师野战医院部分人员跟着部队前往,只有少部分人留在临汾,我也被要求留在了临汾,说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西安。
可是过了几天,被留下来的辎重营部分士兵和我们医院留下来的少数医护人员,再想回西安,就十分不容易了。
按照上级通知,我们只有乘飞机才可以离开临汾到西安去,因为当时,临汾周围全是八路军的占领区,我们根本走不出去。
而我呢?因为管理着医院的被服,医疗器械和其他杂物,我要走的话,也必须将这些物品一起带上飞机运走。
正因为这种情况,我被师部安排,最后离开临汾到西安。
那天九点钟左右,师部派汽车把我和这些被服,医疗器械等物品拉到飞机场,装上飞机,并和其他几个人一起上了飞机。
为了尽快离开临汾,赶赴西安,飞机很快就起飞了。可是升到天空之后,只有一个轮子可以收缩,其他轮子收不起来,无奈之下,飞机又掉头回来降到了飞机场,换了另外一架飞机。
搬运货物之后,飞机很快就起飞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的功夫,飞机降落在西安飞机场。
我们乘坐来接应的汽车,装上飞机上卸下来的货物,离开机场,前往潼关,在那里和其他医院的同事稍事休息和整顿,然后跟着大部队一起转移。
这一段时间,部队到处游动,居无定所,经常会有和八路军的遭遇战,伤员也逐渐多起来。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东奔西跑,我们看到当地很多群众无家可归,举家逃荒要饭,到处流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士兵的厌战情绪越来越高,开小差逃跑的士兵也越来越多起来。
这段时间,我们一直转战在河南陕县,灵宝一带,后来又到西安附近,医院也是跟着跑。
在西安小住几日,然后又说是奉命开到甘肃。在甘肃几个县区、农村到处乱转。说是要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可是,一遇见共产党的军队就迅速逃跑,并且是跑得越远越好。
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支部队打过什么仗,不过,这支部队把所有士兵拖得疲惫不堪的本领倒是很在行的。
 
十九,黄樵松军长策划带部队投奔解放军
 
最难忘的是1948年11月的一天,一个叫晋夫的解放军参谋长来到太原国民政府三十军军部,和黄樵松军长接头,双方代表在一起研究了好几天,达成了协议,准备起义事项,接受共产党收编。
太原城已经交给国军三十军二十七师换防守卫,起义时间,起义标志,起义暗号都已确定,军、师领导已经召开会议传达、部署,并强调暂时绝对保密,不准泄露。
按计划是十一月十号夜里举义。
在这关键时候,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在召开会议的时候,他是完全同意起义的,可是会议结束后,他便和27师副师长仵德厚商议,到阎锡山司令部去告密,阎锡山立即部署战斗部队,连夜包围了三十军军部,搜出了徐向前和高树勋给黄樵松的信件,逮捕了黄樵松军长以及解放军参谋长晋夫,并把其他人也看管起来,起义宣告失败。
黄樵松军长和解放军参谋长晋夫被迅速押解南京国民政府,交给了蒋介石,二人不久便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
后来,解放军攻占了太原,戴炳南在太原地下巷道被抓获,公审之后,于1949年7月8日被执行了死刑。
 
仵德厚49年在太原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关押,1976年刑满释放后回老家当农民。2007年6月6日,94岁时在陕西泾阳县龙泉乡雒仵村的家中病逝。
这段过程应该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我们也都为这次起义失败感到十分惋惜,大家都很痛恨戴炳南,是他让我们失去了很好的投诚机会,葬送了我们大家的美好前程。
 
二十,到太原保卫阎锡山
 
1949年春,奉上级命令,我们所在的二十七师以及三十军其他部队一部分,火速由西安乘飞机赶赴山西太原。
每架飞机最多只能坐70人,在空中飞行两个多小时就能到达。
我是第二次乘飞机,还比较适应,只是在飞机起飞和降落时,有骤然心跳加速和心慌的感觉,不多时也就恢复了平静。
到了太原,我们师部医院全体人员就住在太原北不远的农村乡下,距离太原城只有五六里路程。
可是,距太原三十里外就是八路军的驻扎地,我们的部队稍不小心就会和八路军的巡逻队遭遇,前方偶尔也会听到枪声。
我们的人有事要进太原城,必须要有严格的手续,没有完备的手续,太原城守卫是绝对不能把我们放进太原城的。
       
二十一,解放军攻占太原
 
1949年4月,阎锡山发布数道严令,要求全力以赴坚守太原城,临阵退缩者就地正法。
因为战事吃紧,阎锡山把驻守在太原城外围的部队,全部调入太原城里,强令严把死守。
因为四周有解放军百万大军包围,阎长官多次向蒋介石电话求救,又叫不来援军,太原就成了一座孤城。
虽然阎锡山防守决心很大,并且让戴炳南接替黄樵松,担任了三十军军长职务,无奈三十军官兵大都受过黄樵松军长的恩惠,他们对黄樵松军长怀有深厚的感情,对阎锡山、戴炳南强迫打仗恨之入骨,现在还要为他打仗,人心涣散,军无战意,怨气冲天,并且常常在阵地上为黄樵松军长愤愤不平。
解放军攻打太原时,士兵们根本无心防守,因此,只有两天时间,解放军便攻进太原城。
在双方交战时刻,我们二十七师野战医院全体人员就被安置在太原市内天主教堂大院的地下室里。
为了接收伤员,在地下室内设立了急救站,能够使伤员得到暂时的安全休息。另一方面也便于伤员救治工作的开展。
战斗虽然紧张激烈,但送来的伤员很少,听伤员说:外面当官的都不知道藏到那里去了,士兵看见解放军进城也不放枪了,并且马上双手举着枪出来缴械投降,整个太原城很快就被解放军控制了。
阎锡山在战斗还没有打响之前,就带着贵重物品及金银财宝坐飞机跑了,他的嫡系部队因为熟悉地理环境,也不知道跑到那里躲起来了。
 
二十二,参加解放军重获新生
 
 1949年4月23日,太原城被解放军攻下之后,我们二十七师部队官兵大部分成了俘虏。
我和医院同事以及国军二十七师大部分官兵,被解放军集中起来,编成连排班建制进行整顿,进行思想教育,讲述中国革命的形势、任务和目的。
经过短暂的教育和训练,解放军就带着我们向北开发,具体去哪里,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经过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我们走山西“雁门关”,来到大同市乡下农村安营扎寨,在那里再次集中学习训练,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政策上作为落脚点,教育我们这些被俘人员提高觉悟,爱国爱民,去掉国民政府军队的军阀作风,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并结合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个人家庭情况,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部队战士从灵魂深处得到洗礼,认识到共产党的部队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的。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学习,绝大部分被俘人员情绪相对稳定下来,生活上也正常了,思想认识上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变。
在誓师大会上,解放军首长号召大家:愿意留下来为人民服务的,请自愿报名参加人民解放军;不愿意留下的,部队发给回乡证件和回乡路费。愿去愿留,请自己做主选择。
通过这一个多月的整顿学习,我对共产党、解放军有了真正的了解,知道了他们真正是为天下劳苦大众做事的,绝不是国军向我们宣扬的“共匪”。
我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也在国民党三十军二十七师干满十年了,并且身体还好,加上还有一技之长,我想我一定能在共产党领导下做很多有益的事情,就积极踊跃地申请报名参加了解放军。
因为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又是被国民党政府抓壮丁抓到部队的,我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解放军首长的批准,我也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1949年6月,我带领我们医院的十二个同事,随着大部队,被人民群众赶着牛车、驴车,拉着简单的行李,从山西大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来到了河北省怀柔县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驻防地。
当时想着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从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到解放军六十八军二零三师以后,经过师部集训队的短期学习培训,一周以后就要分配安置,分配之前还要对我们进行业务技能考核。
考核方式是实际操作和笔试结合,让填写一份简单病历,考察诊病能力。通过考核,只有刘建萍和我被确定从事医务工作。
刘建萍被一个参谋长引荐,分配到师部卫生处,我被分配到二零三师六零九团二营卫生所,任见习医生,担任治疗伤病员的工作,在医疗实践中为部队服务。这时候,我才真正由一名被俘人员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
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我思想上的这种转变,让我十分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解放军。
解放军部队首长说得好:革命不分先后,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能得到优待和宽大。
共产党的政策,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幸福。
是啊!我们也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战胜敌人,保存自己,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十三,新军队、新思想、新观念
 
自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之后,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旧军队里接收到的很多思想认识,现在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解放军为国为民的政策,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崇高伟大。
通过日常不断学习和工作实践以及观察解放军部队的所作所为,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是伟大的党,他领导着中国人民,突破无数的艰难险阻,通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由弱变强,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这是多么正确的道路,这是多么崇高神圣的事业!
历史证明;为人民的幸福事业而奋斗的军队,永远都是不可战胜的,为人民利益勤奋工作的人,永远都是伟大的。
         
二十四,在张家口参加农田改造
 
1949年6、7月间,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也已经解放,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奉命开到张家口市一个广袤的盐碱平原地带,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农垦队一起进行农田改造。
我们从河北怀来县出发,经过两天的徒步跋涉,来到了张家口农村一片广阔的平原地带。
这里的土地大都是盐碱地,庄稼难以生长,树木也极其稀少,这里的群众非常贫穷,经常少衣无食,到处都可以看到逃荒要饭的人群。
部队在这里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全体官兵日夜施工,终于挖出了一条人工河,可以引黄河水直接灌溉农田,把大面积的盐碱地改造成了可以生长庄稼的农田。
在这次农田改造建设中,我因为踏实肯干,待人诚恳,积极主动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之外,还在空闲时间给战士们抓药治病,因此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被评为解放军六十八军劳动模范,军首长亲自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章。
这是我参加解放军部队以来第一次受到军部嘉奖,接过荣誉证书和奖章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从内心深处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军队!
 
二十五,奉命转移到天津
 
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组织了十八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实施全面战争侵略。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新的国家政权还不稳固,但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深刻洞察到了美国的狼子野心,他们不单是侵略朝鲜,而是要通过占领朝鲜,进一步颠覆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主席说:中国和朝鲜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保卫朝鲜,就是保卫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抗美援朝,刻不容缓!我们必须组织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共同打击侵略者!
因此,中央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马上向全国发布了动员令,要求有步骤地奔赴朝鲜战场。
天津原来的驻军,已经第一批开赴朝鲜战场去了,我们六零九团全体官兵便被派往天津,接替天津防务。
大家既情绪高涨而又心情紧张,上午的誓师动员大会开到十二点多,晚上我们便从石家庄乘火车到了天津,先在天津城外农村驻扎了几天,然后就搬到天津市城里,分别驻扎在各自的防务区。
          
二十六,到朝鲜前线去
 
我们六十八军全体官兵在天津驻防期间,部队首长经常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讲述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然后让个人自愿报名。
我是第一批领取、填写、递交申请书报名的,通过审查,领导批准了我的申请。
解放军首长根据大家的申请意愿上报中央,中央决定调动我们六十八军全体申请报名人员奔赴朝鲜参战。
在出发之前,我们部队全体人员都换上了志愿军军服和行李。
1951年4月初,我们乘火车来到了东北的关东地区,在这里休息了两天。
按照部队计划,我们应该在那天夜间跨过鸭绿江。
那首举世闻名,妇孺皆能吟唱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上战场,打败美帝野心狼!”就是对我们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我们按照编队次序,急速跑步过了鸭绿江临时搭建的木浮桥。
因为是中朝分界线,那之前这里还没有修建桥梁,这个木桥还是部队为抗美援朝临时搭建的,要是有桥的话,恐怕也早给美帝的飞机炸毁了。
过了鸭绿江之后,为防止敌人空袭,部队迅速隐蔽在山里。
按照志愿军部队首长要求,白天分散休息,夜间从山间小路轻装步行前进。
我们昼伏夜行,翻山越岭,经过一个星期的行程,来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偏僻山坳里临时驻扎,边休息、边整顿。
这段时间正是夏季。
朝鲜的夏天真是鬼天气,每天上面乌云满天,雨水不断,下面道路泥泞,寸步难行,河水溢满河床,沟沟洼洼尽是水道坑塘,后勤补给根本跟不上来,有时候好几天吃不到粮食和蔬菜,部队只好动员战士们穿着便服,三三俩俩分散开来,到山上和野地里挖草根野菜充饥。
部队在行军过程中,行进强度很大,加上道路崎岖,泥泞,还必须夜间行进,真的是步履维艰。这么多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行,经常有吃不消、走不动、身体差、掉队的。
我们二营卫生所当时只有七个人,除了和大家一起背着行李,扛着简单的医疗器械行军之外,还肩负着治疗伤病员,收容掉队战士的责任。
我作为卫生所长,每天行军过程中,都要和卫生员一起行进,并且还要请连队帮忙,抽调一部分身体好的战士组成收容队,跟在大部队的后边行进,一方面督促掉队人员奋力前进,另一方面将有病的战士组织起来,边治疗边行军。
很多时候,部队到了宿营地,我们却不能按时到达,甚至很晚才跟上。
有的重病号不能行军,我们还要想方设法,用树枝藤草捆扎成简易担架,派人抬着前行。
到了宿营地之后,再困再累,我们卫生所人员还不能休息,必须巡视各个连队,看看有没有需要救治的伤病员,如果有,就要迅速送到卫生所临时驻扎地,或者派卫生员前来诊断和治疗。
作为营卫生所军医所长,我每天都要比别人少休息好几个小时。
经过十多天的昼伏夜行,我们终于到达了深山里面一个靠近大路的农村小村庄,因为刚到朝鲜,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我们也不知道此地叫做什么名字,部队就在这里临时驻扎休息。
朝鲜的天气和咱们祖国的天气大不一样,这里雨季来的早,并且雨量也大。五、六月间就大雨不断,即使不下大雨,也是一会一阵子,让人不得安宁。
因为不让走公路,行军难度可想而知。再加上河水暴涨,又没有桥梁可过,后勤部队也是步履维艰,军需物资常常不能按时送到部队。
那么多人,没有粮食和蔬菜,又不能向朝鲜人民去借,去要,战士们带四、五天的干粮,往往需要吃八、九天,大部分人早在五、六天前就已经囊空如洗了,那种困难可想而知,干部、战士的思想压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无可奈何,干部只好动员战士们穿上便服,到山坡上,到荒野沟边挖野菜,还不能进老百姓农田去挖。
很多年轻人辨别不了哪是野菜,哪是野草,只好叫联络员找来朝鲜老百姓,手把手教大家那些是野菜,哪些是不能食用的野草。
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上级也偶尔也会通知我们,到百里之外的朝鲜粮站去扛回来几袋极其有限的面粉或者大米,干部就派每个连队去几个人,没有运输工具,只能靠肩扛背托回来,以解燃眉之急。
十多天时间里,每天只能有少量的粮食和野菜充饥。当时还有一些因为营养不良而病情较重的人,为了便于治疗和照顾,经营里领导和朝鲜地方政府协商,暂时集中到一个小村里的几户人家,三三俩俩住在一起。
我把卫生所全体人员分成几个组,全力以赴、责任到人。
因为住到了村子里,我们可以向朝鲜老百姓买一些豆子之类的粮食充饥了。
卫生所有个同志仅有的一点朝鲜币花完了,我们就用暂时用不上的东西换粮食,也有个别朝鲜老百姓自愿送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
朝鲜老百姓的生活也很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
我们把好不容易买来的一点豆子磨成豆浆给伤员喝,我让卫生员把豆渣和野菜拌在一起,加一点盐,煮熟之后我们卫生所同志吃。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收治的病员大都治好了,只有一个李姓重病号转到了团卫生队,不久就接到消息,说他因病重不治亡故了,我们卫生队全体同志曾为他集体致哀。
 
二十七,参加前线阻击战
 
1951年10月,朝鲜中线战事吃紧,侵略朝鲜的所谓“联合国军”大规模进犯,前线阵地的友军同“联合国军”打了一个星期的阵地战,伤亡惨重。上级命令我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六零九团急速前去增援。
阵地距离我们驻地有将近一百里路程。
紧急动员之后,我们六零九团干部战士按照命令,连夜赶赴前沿阵地,接替了友军的防御阵地。
我们是十月二十一号下午六点时分把前沿阵地紧急接管下来的,地形还没有熟悉,防务部署都还没有展开,战斗就开始打响了……
六零九团二营营长韩武荣亲自指挥各连队进入阵地迅速投入了战斗。
我们卫生所全体人员,按照指挥所的要求,在距离指挥所不到二百米的一个山腰凹地安营扎寨,设置救护场地,并且挖了多处掩体和救护坑道。
同时,我们卫生所每个人也都发了几颗手榴弹,并告诫我们,要我们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意识,时刻准备着投入战斗。
前面山头阵地上枪声大作,炮声轰然而至,震耳欲聋,伤员随之而来。
敌人的攻势连绵不断,整夜没有一刻消停。
飞机不时地呼啸着从头顶飞过,只要在我们的区域看见一丝灯光就扔炸弹。
敌机刚走,大炮又铺天盖地涌来,山摇地动。
伤员连续不断地从前线抬下来,我们立即紧张有序地予以抢救,接骨、绑扎、固定,有的还需要止疼处理。
记得那时,一天一夜的时间,经我直接抢救的伤员就有三十多名。
经过包扎处理后的伤员,伤势轻的,叫他们自己搀扶着走下阵地,伤势重的就找人抬着送下山去。伤势过重,送不走的,就安置在临时医疗所,派专人卫生员看守护理。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在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防守阵地不断被敌人突破摧毁,部队伤亡很大。
因为我们卫生所人员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对前线的情况知之甚少,即使知道一些情况,也是听送到卫生所的伤员说的。
根据情况判断,我觉得这此战斗,我们是吃亏了。
晚上,上半夜送来几个伤员,下半夜就没有再送过来,我们以为可能暂时停止战斗了。
第三天早上天刚亮,忙了一夜的卫生所工作人员正准备休息一下,突然发现,距离我们不到二百米的营部指挥所没人了。
作为卫生所负责人,我忽然意识到情况不妙,部队可能撤出战斗了,阵地可能已经被敌人占领了……
可是上级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一起撤离呢?
带着疑问,我派一名卫生员去寻找营部领导。不久,卫生员领回来一个上级派来联系我们的通信参谋,他告诉我们:奉上级命令,六零九团二营战士全部撤离了前沿阵地,退守到了二线防御阵地。
这时,我已经感觉到,我们卫生所现在正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必须想办法悄悄脱离阵地,寻找大部队去。
 
 
二十八,带领卫生所及伤员同志们死里逃生
 
部队全部撤出阵地,退守到二线,只剩下我们营部卫生所的六名卫生员,一个通信参谋,还有几名伤员。
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紧急情况下,大家相互激励,宁可牺牲,也决不投降当俘虏。
我们先把不能移动的重伤员抬到隐秘的地方,暂时遮盖隐藏起来,然后我把大家招集在一起,商量怎么寻找大部队去。
当时考虑到前沿阵地已经被敌人占领,我们稍微有点异常动静,就会被敌人发现。
我告诫大家,带上容易携带的贵重医疗器械,不要“一字形”队伍撤退,大家分散分批顺着战壕,向敌人已经占领的阵地方向山头隐蔽前行,大约走将近一百米的样子,然后拐弯左转下山,向深山沟进发,翻过对面的山坡,就可能到达了安全的地方。
虽然这样非常危险,但当时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出去。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包抄围攻,我让卫生员、三个伤员和通信参谋分散开,先向山头方向移动,到山坡中部再左拐向山下跑。
当我们在山坡中部向下跑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他们的机枪、卡宾枪一起向我们扫射,但由于距离较远,我们目标分散,敌人可能不知道情况,并没有从战壕里下来追赶。
我们猫着腰,跑跑停停,相互招呼着,不时呼喊着战友的名字,生怕哪个人掉队找不到了。
每个人的距离,只要能看到对方,听到对方呼喊的声音就可以。
经过紧张激烈的躲躲藏藏的奔跑,三个小时以后,我们终于翻过了前面的山峦,在惊心动魄的逃亡中完成了撤退任务。
我们卫生所全体人员,通信参谋以及三个伤员没有任何伤亡。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我们终于找到了大部队。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找到大部队以后,我向首长汇报了撤退经过,说明了隐藏重伤员的具体地点,首长便安排我们去休息了。
经过两天的休整,部队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在这次阻击敌人的战斗中,我因为服从命令,积极组织救治伤员,又能在极其艰难危险的境遇中,把卫生所全体人员带出险境,圆满完成撤退任务,被部队首长表彰,荣立二等功。
这是我进入朝鲜参战以来首次获得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予我极大地鼓舞,也让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二十九,参加中线防御战
 
 1952年春,我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六零九团二营全体官兵,又接到上级命令,准备尽快参加朝鲜中线防御战。
这是一种对抗性极强的阵地战,敌对双方各自守卫着自己的阵地,平时也相互开炮,你打我,我打你,有时彼此也会选择在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向对方发起进攻。
由于志愿军空军力量薄弱,经常遭到敌人飞机的空袭,所以,我们必须挖坑道掩体来保护自己。凡是我军占领的阵地,都要进行坑道掩体作业。各连队阵地、前沿阵地、绝大部分战士,都要在战斗空闲时间进行挖坑道作业。
这是在坚守阵地期间,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任务。
我们卫生队人员,除了担负救治伤员的任务,还要进行战场救护,还要到各连队阵地进行消毒和疾病、流行病防治工作。
那时候,“联合国军”除了地面和空中打击我们之外,也对我们进行实施“细菌战”攻击,对我们的阵地和防守区域,散布各种病菌和毒素,用以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削弱我军的战斗意志。
所谓“细菌战”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制造一些带有细菌病毒的各种小动物,小昆虫,他们经过细菌的培植繁衍,临时装载在掏空的炮弹壳里,然后用空军由飞机空投到我军后防,炸开后,各种小昆虫随即飞出来,将细菌病毒散布到人群中,使人感染发病。这种战争方式就叫做“细菌战”。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志愿军战士精神上受到恐怖,削弱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逼迫我们投降。
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都具有无比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决心,我们不会被吓倒,更不会投降。
广大指战员发动群众,经过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号召人们提高警惕,认真学习预防知识,增强预防能力。
我们卫生所也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定期到前沿阵地给干部战士打各种疾病预防针,因此,我们部队指战员有效遏制了传染病毒的感染,在我们部队并没有发生传染病现象。
经过近一年的防御战,眼前已经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这里下了一场大雪,漫山遍野都被大雪覆盖着,水源也被大雪覆盖,河流被坚冰覆盖,后勤部队无法运送粮食和药品,战士们饥寒交迫,处境十分困难,三三俩俩蜷曲在自己挖好的坑道地洞里,相互依靠着取暖,休息,睡觉。
由于坑道、地洞较小,容不下很多人挤在一起,所以大家都彼此关照着,互相叫着别人的名字,生怕有哪个人冻僵了失去知觉。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环境里,大家才真正理解了“战友如兄弟,革命一家亲”的含义。
因为害怕敌人飞机发现目标,即使在这天寒地冻,寒气袭人,又没有吃喝的夜晚,尽管浑身冻得瑟瑟发抖,也不能生火取暖。
白天,除了个别人有紧急任务的联络员之外,任何人都不能在坑道、“猫耳洞”外面的空地上呼吸,逗留。
做饭时,找不到清新的山泉水,只好就近取材,收集一些雪,放在锅里,用一些不冒烟的燃料融化之后,再煮饭或者作为饮用水。
有时候不能生火,战士们只好抓把雪放在嘴里,慢慢融化。
就这样,我们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度过了三个多月的难熬时光,直到第二年三月,天气逐渐转暖。
这次防御战,天气转暖之后,我们部队接到命令,选择适当有利的战斗机会,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敌人也在寻找战机,向我们的阵地不断发动进攻,侵犯我们的阵地。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双方都有准备,都是生命相搏,随时都有枪炮声突然响起,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几乎每天双方也都会互有伤亡。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感受到了人民子弟兵为保卫祖国,为解放朝鲜所展示出来的伟大的品格,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意志!作家魏巍说的很好,他们确实是“最可爱的人。”
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每一次战斗,我都要组织、带领卫生所人员到阵地上进行战地救护。我们组织的担架队也跟着我们到阵地上帮助抢救伤员。
我们虽然没有拿枪,拿手榴弹和战友们一起在阵地上作战,但敌人的炮弹随时会落在我们身边,我们还需要来回跑动,危险时刻就会降临我们身边。
但是,革命责任大于天,我们必须把受伤的革命战士抢救下来,这是我们亲爱的战友,这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在战场上,伤势轻的,我们就地包扎处理,他们“轻伤不下火线”,伤势重的,我们简单处理之后,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迅速把他们们送到后方医院。对于牺牲了的烈士,当时还没有条件送到后方,我们就按照上级指示,选择合适的地点进行掩埋,然后做上标记。
在处理烈士遗骸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沉重,每个烈士的掩埋地,都要画个简单图纸,然后找来木牌,在木牌上,写上牺牲者的姓名、单位、编号等,反正是能知道的就写上,同时也要用笔记本记录下来这些内容,等战争结束后再转送烈士陵园安葬。
这些事情,白天是不能做的,怕被敌人发现,只有等到天黑之后才能进行,这些工作大部分由上级派遣员带领担架队来完成。
到了1952年4月份,部队奉命换防。我们从阵地上撤了下来,到后防进行简短的休息整顿,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在这次防御战中,我因为工作积极,指挥有方,任务完成的较好,被军区领导授予三等功。
 
三十,换防后进驻元山港口附近山区
 
部队从阵地上换防下来之后,就在一个偏僻的山脚下停了几天进行休整。
为了防止敌人从海岸线登陆,我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奉命转移到朝鲜东海岸元山市所属山区,一方面防止敌人空袭,另一方面完成部队休整任务。
元山市是朝鲜江原道首府,位于朝鲜半岛东部,属于朝鲜重要的贸易港口。
由于当时居住在这里山区的朝鲜群众属于分散居住,房屋极其稀少,部队只好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搭建简易房舍和窝棚临时住宿。
即使这样,也是十分难为,因为建筑材料非常匮乏,森林虽大,没有工具砍伐,只好搭起简陋的窝棚,勉强可以遮点风雨。
也有的靠山挖个可以容得下几个人的山洞,外面用柴草遮挡一下,以避风寒。这就是部队战士当时的“宿舍”,几个人挤在一起,勉强可以睡得下。
我们卫生所则有上级找几个木匠,把树木截成一定的长度,竖起来排在一起当墙,然后用泥巴和着碎草,将漏风的空隙糊起来,顶部用木棍,石块,柴草堆起来,这就建成了我们卫生所的病房和宿舍。
当时,上级领导多次给我们医疗卫生单位宣讲政策规定,要我们关心朝鲜人民疾苦,照顾朝鲜人民生活。凡是军队驻地周围各个村庄的居民群众,医疗卫生单位所有人员都必须热情服务,对他们进行有组织的战地救护知识教育和疾病预防知识教育,他们需要诊治的时候,不管工作多么忙,必须抽出时间和卫生员,对他们进行诊治。
由于同朝鲜人民语言不通,交流困难,所以,我们每次到朝鲜老百姓家里诊病,都要带上翻译,我们也叫他“联络员”,在我们给朝鲜老百姓讲述防病知识和诊疗疾病的时候,便于使用朝鲜语沟通交流。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朝鲜人民对志愿军是非常尊敬的,尤其是朝鲜青年男女,只要看到志愿军经过,都会自觉主动地让开道路让志愿军通过,有的还会给志愿军敬个礼。
我们在室内给他们讲述疾病防治知识的时候,他们从不走动喧哗,更不会随便说话起哄。
看到我们,他们大都会鞠躬敬礼,然后匆忙离开。若是在路上相遇熟识的人,他们都会鞠躬敬礼打招呼。
更使我难忘的一幕,是1953年2月的一天,当日天空晴明,艳阳高照,我带一名卫生员到乡村给当地老百姓看病,这个村子里也有我们营几十个后勤人员驻扎,当天看完病人之后,天色已经晚了,我们就在村子里吃完晚饭,到部队驻地居住下来。
夜里十点多,竟然下起了大雪。第二天早上起床推门一看,门外的雪竟然有三尺多厚。我们帮助清扫了大雪,吃过早饭,就开始返回营部卫生队驻地。
由于大雪覆盖,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道路河流很难分辨,我们只能根据大山的位置判断方向。六里多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四个多小时,路途中间还有无数次的跌倒,每迈出一步,就好像直接坐在雪上,双腿完全被雪遮掩着,就这样走走停停,中午之后,终于回到了营地。
由于遍地大雪覆盖,营部驻地与各单位联络困难,营首长就通知各单位清理大雪,整出一条能够相互交通的道路,各单位全体动员,全员参加。
经过两天的劳动,终于整出一条纵横交错,一米多高,一米宽的战壕式通道。天放晴之后,阳光灿烂,大雪反射,强光让人睁不开眼睛,常在外面工作的人,大都得了雪盲症,经过数日的治疗和休养,才慢慢恢复正常。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休息,整顿,学习,等待上级分配新的任务。
 
三十一,到敌人后方去
 
 1953年7月,金城反击战开始,我们六十八军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从元山市东海岸开赴中线前沿阵地,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到了中线前沿阵地之后,部队首先召开了战前动员大会,首长要我们二零三师六零九团随时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思想准备。认真准备好物资弹药,尤其是动员全体干部战士以及后勤人员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战斗准备。
这次任务和以往的防御战不同,这是一场更艰巨、更伟大、更残酷的反击战,要直接打到敌人的阵地上,打到敌人的后防去,打到敌人心脏里,直接切断敌人的退路,争取包围敌军阵地,全歼敌人阵地上的有生力量,全面打垮敌人,获得全面胜利。
1953年7月中旬,部队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六零九团二营的任务是插进敌人的后防去,在敌人心脏里搞破袭战,三营的任务是攻打敌人的前沿阵地,一营是预备队。
按照最初计划,我们二营是要迅速穿插到敌人后防去的,可是,战前上级突然又下达命令,要我们迂回插进朝鲜十五里,占领敌人的二线山头阵地,这样一来,我们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了。
当天,全团一、二、三营准备完毕,夜里九点钟,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天色越发黑暗了,首先由三营向敌人阵地发起了猛烈地进攻,枪声、炮声铺天盖地,震耳欲聋,呐喊声响成一片,杀声震天。
战斗打响后,我们二营全体指战员,顺着一道山沟摸黑前进,沟随山转,曲曲折折,溪流淙淙,我们在团里突击队尖刀班的带领下顺势前行,直插十五里敌人后防阵地。
我们这个志愿军的“突击队”,大家都叫它“滑稽排”,他们穿的服装是敌人的军装,他们佩戴的武器也是敌人的武器装备。他们带着的联络员,既会说朝鲜话,也会说美国话,还会说中国话。
可是,在整个行军过程中,“滑稽排”所有人员都不准说话。如果遇到敌人盘问,只有“滑稽排”的联络员可以回答,其他人都不能出声,决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一路上顺着曲折坎坷的山路,涉水踏泥,一个跟着一个摸黑前进,不准任何人掉队。路上遭遇敌人盘问,只派联络员带几个战士与他们周旋,大部队不能停下,仍然继续前进。
前面的步兵连队走得很快,我们营指挥部、医生和卫生员以及勤杂人员紧紧跟在后面,天色还没有亮,我们便到达了预定地点。
在这次穿插行军途中,我们的“滑稽排”发现了敌人的团部指挥所,他们立即组织队伍,悄悄摸到跟前,然后突然冲进敌人团指挥部。
敌军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人冒冒失失地闯了进来,大声呵斥着叫他们出去,“滑稽排”一排子枪弹打过去,迅速扔过去几枚手榴弹,只有几分钟时间就捣毁了敌人的团指挥部,俘虏了他们的几个没有被炸死的长官,消灭了他们的指挥系统,使敌人的整个战场形成了瘫痪状态,为我们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拍摄的抗美援朝战争片“奇袭白虎团”讲述的就是我们这个“滑稽排”的故事,后来作家梁厚民先生还把这个故事写成了山东快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三十二,一个排消灭敌人一个运输
 
我们的部队插入敌人心脏以后,迅速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线。
在敌后的袭扰活动中,我们二营步兵六连突然发现敌人去支援前线的一个运输大队,约有二十多辆大卡车,满载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正环绕着山路,急速向敌人前沿阵地进发,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部队已经到了这里。
在这紧急情况下,六连迅速调集唯一一个可以集中起来的步兵排,悄悄地潜伏到敌人必经之路的半山腰草地里,成一字形分散开,由排长统一指挥,没有信号不准开枪射击。
等敌人的车辆完全进入我们的伏击地点之后,排长命令首先两头开花,用手榴弹炸毁敌人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汽车,使敌人前进不得,后退不能。
敌人的运输队不知道我们的实力,好像根本就没有反击的意思。
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有的死在汽车上,有的急速跳下汽车钻到汽车底下,有的滚到路边沟里不敢抬头,也有很大一部分双手举着枪缴械投降了。
在十几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六连的一个排,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运输大队,俘虏三十多人,缴获了二十多卡车的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
后来,这个排被军区授予集体特等功,排长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三十三,特级功臣营
 
 战争是残酷的,我们的部队穿插到敌人的后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伤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因为我们没有退路,四周都是敌人,天上经常有敌人的飞机侦查、搜索、轰炸。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好利用缴获到的汽车,利用俘虏到的敌人的汽车司机,悄悄地把汽车开到我们的后方,将伤员转移出去。
随着战斗任务的紧迫和连续不断,又赶上当时连续的阴雨天气,完成穿插袭扰任务的困难是很大的。
战士们所带的食物以及其他东西,全被雨水浸泡,食不能吃,衣不能穿,行动非常困难,隐藏地点还要时常更换,以免被敌人发觉。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通过俘虏打听到了一个新的情况,距我们活动区域四、五里的地方,有个山洞,那里是敌人的食品仓库,也叫“食品供应站”,听俘虏说,山洞里面存储很多罐头和其他食品。
得到这一消息,大家都很兴奋,立即派人前去侦查,打探落实情况,不久,侦查员回来报告,情况完全属实,和俘虏说的一样,且防守人员很少。
我们立即组织队伍前往,敌人供应站的防守人员看到我们从天而降,立刻惊慌失措,马上逃得无影无踪。
我们肩扛手提,或者用担架抬着食品,匆匆忙忙离开了那里。因为饥饿好多天了,此时战士们欢呼雀跃,比取得战斗胜利还要高兴。
营长怕敌人使诈,将带回来的罐头打开几个,先允许个别饥饿的战士试着吃一点,看到确实没有问题,就把大部分送给前沿阵地上的干部战士,剩下一少部分留给我们自己享用,这虽然不是战斗故事,但也确实解决了当时的燃眉之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前线的敌人虽然被我们的战士们打垮了,阵地也被我们占领了,可是,敌人的飞机,白天仍然不断地对我们的阵地进行侦查轰炸,我们全营指挥员和后勤人员、卫生所人员,为了防止敌机发现目标进行侵扰,除了执行战地任务的同志可以走动,大部分时间就是蹲在森林里、坑道里、战壕里。
我们卫生队的任务就是战地救死扶伤,向后方转移伤员,没有伤员,我们就分散隐蔽,有了伤员,我们就要奋不顾身的进行抢救。
战场上的工作任务就是这样张弛有度,有时候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有时候十分紧张地跑前跑后忙碌着。
记得有一天上午,敌人的飞机在我们指挥所上面不断来回盘旋,我们趴在战壕里一动不动,敌机好像发现了什么,在我们的战壕里投放了一阵子炸弹,然后就飞走了。
敌机走后,我们迅速对伤员进行抢救,进行简单的包扎,捆绑,固定,然后派担架向后方运送过去。
那时候,卫生所刚补充进来一名新战士,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和抢救伤员,每次看到敌人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扔炸弹,都会吓得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成了。
为了能够稳住他的情绪,安定他的思想,每当敌机来轰炸的时候,我就叫他紧紧跟在我的身后,有炸弹落下的时候,我叫他躺靠在坑道战壕里,我用身体挡着他。
有一天,也算是这位新战士不幸,敌人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同志们都很忙乱,我把这位新战士拉在身后,我们都躺在战壕里,一动不动,不成想空中飞来一块弹片,擦破我的右胳膊皮肤,直接打进了这位新战士的左大腿里。
当时,营卫生所医疗条件很差,无法做手术取出弹片,只好派人用担架把他送到后防医院进行手术,这一去就再无音信。朝鲜战争结束后,回忆起这件事,我连他的名字和家住哪里也想不起来了。
在这次反击战中,我们二营虽然在敌人后防穿插作战仅有七天时间,但战功卓著,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线反击,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终于迫使“联合国军”在谈判桌上签署了《停战协议》,双方终于结束了朝鲜战争,我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六零九团二营在全军庆功表彰大会上,被军部授予“特级功臣营”荣誉称号。
 
(注:中国人民志愿军68军203师609团2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参战资料,
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史档案里可以查询到的有2个,网上也可以查询到:
(1)572.4高地进攻战斗(1952年9月28日至10月1日):第2营担任进攻及坚守任务,经过1小时06分钟的战斗,攻克高地全歼守敌390余名。其后又击退敌1个排至1个营兵力的12次反扑,35次冲击,3次偷袭,共歼敌1700余名。战后受到志司和20兵团通报嘉奖;
(2)直木洞以南地区进攻战斗(1953年7月13日至17日):第2营担任向敌纵深穿插迂回任务,经2小时40分钟激战,穿插行进9公里,途中进行大小战斗11次,捣毁南韩首都师“白虎团”团部,缴获“白虎团”团旗、美555榴弹炮营营旗及榴弹炮8门、多管火箭炮4门、自行推进火炮3门等大批武器装备。)
 
 
三十四,朝鲜战争结束
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间停止,双方部队各自守护在“协议”上规定的分界线两边住守。
我们六零九团二营被友军换防,撤出了战斗阵地。
为防止敌人不遵守《停战协议》,部队并没有马上回国,只是撤退到朝鲜“三八线”以北中间地带进行整顿学习和总结经验教训。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所有前沿阵地,都交由朝鲜人民军接管,一切防务工作,都交由朝鲜人民军处理。
联想前几年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数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而以美帝为首的世界霸权势力,对新中国的建立如鲠在喉,迅速组织所谓的“联合国军”,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妄想颠覆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权。
在三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又一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最终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胜了他们现代化装备的海陆空优势兵力,赢得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赞誉,真正树立起了伟大的国家形象。
历史总是在证明:正义战争必定最后取得胜利,这是永恒不变的规律。
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朝鲜人民军协助下,能够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迫使他们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人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任何强大的敌人都能被踩在脚下,任何困难都将能够克服,祖国前进的步伐任何反动势力永远都是阻挡不了的!
 
三十五,回到祖国
 
 1954年4月,我们六十八军奉中央军委命令,从朝鲜乘火车回到祖国。
经过十多天的行程,我们部队来到江苏省徐州市一带进行整顿驻防,随时等待接受新的任务。
虽然朝鲜战争停止了,国内也没有了大规模的战争,但国家政权刚刚建立,各方面的事情都是百废待兴,国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非常猖獗,他们到处破坏生产建设,直接危害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定。
国际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台湾国民党政府也天天叫嚣着要反攻大陆,我们必须时刻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在我们的驻防区域,除了进行正常的军事训练,思想教育,还要加强国防线的建设。
上级要求我们对东海连云港一带的海防线进行升级改造工程建设,以提高战备能力。
很多山头的重要战略要地,都要进行修建和设防,除了增加武器装备,加固防御阵地,还要从居住区域到防守阵地,进行修建数十里坑道战壕的施工作业,随时抗击来犯之敌。
因为刚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处于恢复生产初级阶段,不管从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医疗卫生上都还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人民生活水平还很低,所以,毛主席就号召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各方面协调一致,开展生产自救,促进经济发展,解决人民实际困难,不断满足人民的生活愿望,逐步实现国防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尽快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十六,肃反运动
 
1955年春,为了加强部队建设,净化部队坏境,中共中央准备在军队任职干部中施行军衔制度,首先对军队干部的真实情况,革命经历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
因为之前,曾发现国民党部队的残余分子,在我们革命军队里进行情报搜集和各种破坏活动,所以在当时看,肃清钻进革命队伍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也是非常必要的。
解放军的做法,是先从军队内部进行清查。
凡是从旧军队走过来的现役军人,都要参加领导上部署、组织的学习改造。
集训时间,学习文化知识,转变思想观念,自我查找思想认识,如实将自己的经历向组织汇报。
同时对照自己的工作,从思想上,认识上,行动上查找自己对党对人民不够忠诚的问题,还要写出参加革命的经历,有没有存在什么问题,有没有说过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话,做过不利于中国革命的事情。
所写的汇报材料,还要经过集训部组织领导和参加集训学员共同鉴定,直到最后得出一致正确的结论。
军队还要派一部分骨干分子,到每个参训学员的所在单位和家乡去认真调查核实,有疑问的地方还要专门记录下来,到有关单位和地方调查核实,地方政府和有关单位还要出具调查证明。
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整顿、学习,没有发现问题的学员,依旧回到部队继续工作,没有查清楚真实情况的学员,暂时离开部队继续接受调查审核。
通过部队严格审核之后,我又继续回到原来的二零九团二营卫生所工作。
 
三十七,军队干部施行了新的军衔制
 
 1955年4月,军队干部经过两个多月的整顿学习之后,开始进行授衔。原来的军队干部,是只有职位,没有军衔的。
这次授衔,从4月份开始,按照原来的职务,从上到下,都按照具体条件规定有明显的职务和级别标准。
比如:最高军衔有:大元帅,然后是元帅、大将、中将、少将等、
基层军衔有: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准尉等,军人的薪水也是按照军衔级别定下来的。
我是连级军医官,被定位中尉军衔,薪水也从原来的每月三块钱人民币,猛然涨到每月18元人民币。
这是我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来的第一次军制改革。
 
三十八,授衔仪式在全军展开
 
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军队授衔仪式在全军展开,上至国家军队最高统帅,下至连排干部,都统一进行了军制改革,这是当时军制改革的一项伟大工程。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八军,全军排级以上军队干部的军衔认定,都是在一定时间内,集中在江苏省徐州市淮海宾馆大礼堂进行的,由军部管人事的领导干部逐个点名报到。
从上午8点到12点多,上千名授衔官兵参与了大会,并得到了授衔,这是部队改革的一次伟大壮举,这也应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第一次军制改革。
中午宣布完授衔人员名单,所有人员都集中在淮海宾馆就餐。
因为亲自参加了这次军制改革大会,并且被授予军衔级别,所以,这次大会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三十九,农村社会主义体制改革
 
1955年,全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掀起高潮,农村改革也由互助组、初级社、逐渐转入高级社,而后直接进入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
农民的思想觉悟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他们刚摆脱了受剥削、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都兴高采烈,劳动积极性也极大地焕发出来,他们都向往着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尽快踏上富裕之路。
因此,祖国社会化大生产运动掀起高潮,人们从思想上、行动上对社会主义未来充满向往。
在当时来看,社会主义是个新生事物,人民公社是它的组织形式,它的发展方向是共产主义,这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愿望,所以,最初的时候,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公社的意识形态深入人心。
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劳动工具简陋,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建设的管理经验也极其缺乏,引进苏联的管理模式,很多不适应中国具体情况,大食堂,大锅饭,大集体,大呼隆的组织管理模式,对劳动力造成了极大地浪费,也使生产效率越来越低下,劳动人民也越来越不习惯这种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所以,不久,中央便取消了这种大食堂、大锅饭,大集体、大呼隆的体制,只保留了人民公社管理模式。
要说这次体制改革的成就,那就是锻炼了人民群众,锻炼了基层干部,收获了经验教训,为未来社会主义建设摸索到了新的出路。
 
四十,帮助农民抢收抢种
  
1955年春,六十八军驻地附近的江苏省铜山县大面积麦田长势良好,眼看丰收在望。
可是,就在麦子传花授粉期间,狂风肆虐,并且连续干旱,江苏省铜山县下庙公社下庙村的几千亩小麦,虽然大风过后还都在生长着,但是到了麦收的时候,只有麦秆和麦穗,可是没有麦粒,真的是颗粒无收。
老百姓原来估计每亩地能收二、三百斤,希望不久就变成了失望,几个月的劳动成果完全没有了,人们悲愤交加,指天骂地,竟然不愿意下地干活了。
无奈之下,当地政府请求部队支援。
为安抚民心,争取秋季能有个好收成,经部队领导和铜山县以及下庙公社政府领导协商,我们六十八军二零三师六零九团全体人员,帮助下庙公社群众抢收抢种。
经过三天的紧张而辛苦的劳作,我们手握镰刀,把麦田里的几千亩麦秆全部收割完毕。
因为没有拉麦秆的车子,我们就用绳子捆着,扁担挑着,肩膀脊背驮着,把麦秆全部运到下庙村头打麦场里垛起来,然后才回到营地休息。
 
四十一,到江苏省东海县挖运河
  
1956年春,六十八军二零三师六零九团全体官兵,奉命前往江苏省东海县开挖大运河。
上级要求,所挖运河宽五十米,长四十多公里。
动员会上,首长说这是国家级水利工程,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工程,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我们必须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我们全体官兵依靠手推车,箩筐,铁锹等最简陋的工具,一铲铲的挖,一担担的挑,一车车的推,把河道里的泥土,通过二十多米长的河坡,运到两岸河堤上。
那种劳动强度确实是很大的。但是,大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依然是群情高涨,干劲冲天,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精神的感召下,不叫一声苦,不说一声累,积极行动,任劳任怨,踏实肯干。
在此过程中,有时天降大雨,上面的水顺河道涌来,给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是部队战士只是稍作休整,就继续施工。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光荣地完成的上级交给的开挖河道任务。
 
四十二,夜间涉河赶回营地救治伤病员
 
记得有一天,我接到通知,去营部驻地对岸的机关枪连给病号诊病,看完病之后,因为又有其他病号也要看病,所以耽误了时间。
天黑了,还隔着一条三十多米宽的河,白天还有渡船,夜里没有,我想已经无法回到自己单位了,就打算在机枪连住一个晚上。
可是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接到营部驻地电话,说是有紧急病号,要我马上回去。
接到电话,我就觉得义不容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必须回去,那边,病人在等着我。
我匆忙收拾好行李药箱以及其他医疗工具,来到河边,经熟人指点,找到一条白天行船用的摆渡粗绳,这根绳子三十多米,横跨河的两岸,但中间部分完全浸泡在河水里。我脱下衣服,把衣服和药箱一起捆绑起来,顶在头顶上,摸黑抓着绳子,向河对岸游去。
尽管水流湍急,内心恐惧,但我依然紧紧抓着绳子,勇敢向前,毫不退缩,一步步向对岸移动过去。
经过三十多分钟的努力前行,终于安全到达河的对岸,然后穿上衣服,匆匆回到了营部,为病人诊治了病情,打针,拿药,看病人吃过药之后,我才回到宿舍休息。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摸黑蹚水渡过那么宽的河,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四十,连云港施工国防建设
 
1957年春节过后,部队奉命开赴江苏连云港区域的海防前线,接受了一项新的国防施工任务。
我所在的六零八团二营被指定住在连云港墟沟镇,团部设置在距墟沟镇二里多的军队驻扎地指挥部,各个连队驻地,设置在靠近施工地点的山区附近村庄,目的是便于施工作业。
当时,台湾天天叫嚣要反攻大陆,因此,这里便成了国防前线的防御重点,所以这一带海防线,特别是山区,都要进行挖掘坑道壕沟的防御作业。
我们六零八团二营的任务,就是从云台山的半山腰,挖出一条壕沟坑道,把连云港区域海防线范围内的海中山、长山、念山岛等周围的各个山体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整体防御体系。
我虽然不是直接施工人员,但为了保障施工任务的完成,每天都要不停地奔波在各个连队施工工地,跑前跑后地为我们的战士诊治病人、预防疾病,维护他们的身体健康。
因为施工任务紧张,坑道、壕沟、地下山洞等工程浩大,劳动强度高,危险性也大,经常会出现伤员。所以,我经常接到电话,不停地到各个连队探视,送药,看病,还经常会出现同时几个施工连队都要我去诊病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我接到出诊电话,要到连云港云台山上施工工地,为患病的战士诊病。
因为还有十多里山路,为了迅速赶到工地为病人治病,营部领导就派给我一匹马,让我骑马前往诊病。
由于自己平时在医院工作,很少骑马行军赶路,稍有一点暴脾气的马我都驾驭不了。
我勉强骑在马上,刚走了三里多地,那马也许感觉到了我不是它的主人,不管我怎么驱使,它就是不走了,只是在原地打转,僵持了一会儿,我因为急着去看病号,情急之下,就顿缰绳催它前行,它竟然又踢又叫,然后直立起来,把我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自个跑回营部驻地去了。
还好,我没有被摔成重伤,也没有被踢到要害,但浑身疼痛,行走困难,又没有遇到其他人捎信,无奈之下,我只好自行取消了出诊任务,一瘸一颠地回到驻地,然后向领导进行了汇报,领导又派另一位医生去了。
 
四十四,夜宿长山岛
 
我们二营六连的施工工地在连云港海边的岛上,名字叫“长山岛”,岛群由从南向北长山岛、砣矶岛、大小黑山岛、南北隍城岛、庙岛等组成,岛上多为山地,四周多暗礁、暗沙与陡崖峭壁。
要是六连有病员,我们必须从连云港海边坐船,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水路,才能够到达岛上。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说六连居住施工的长山岛上有病号需要诊治,领导就给我找了一只小船,小船上只能坐三个人,还派了一个老船工掌舵,送我去长山岛。
我虽然以前有过乘船送病号的经历,也在朝鲜战场上经历过大风大浪,可是当老船工撑船走出连云港后,我看到船下深不可测、前面一望无际的大海,看到不断涌来的一波波海浪,小船随着波浪上下颠簸起伏,心里确实感到恐惧。
常听人们说,海上是无风三尺浪,况且当时海面上还有小风吹着,船在波浪上,忽上忽下的颠簸,每一次起伏都让我胆颤心惊。
老船工提醒我说:坐稳了,不要移动身体。又安慰我说:放心吧,没有什么危险。到了这个时候,虽然害怕,但也无可奈何,况且还有责任和任务在岛上等着我,病员还期待着我赶快过去为他们诊治病情,我也是急于尽快赶到长山岛的,所以,老船工说啥我都遵从。
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救治病人就是我的战斗任务,在这样的战场上我不更能怕危险,不能退缩。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海上行程,我们终于到了长山岛小码头,然后,老船工把小船系在码头,我们一起离船上岛,经过岛上的一段曲曲折折坑道和山路,才来到了六连驻扎地。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山岛,看完病号之后,在一个小战士的带领下,我参观了六连战士在这里开挖的曲曲弯弯,四通八达的坑道、战壕、山洞,深刻感受到了工程的巨大,理解了他们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劳动,对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到由衷的敬佩。
那天,我在六连工地住了一个晚上,夜里聆听了海浪的喧嚣,感受到了海面冷风的吹拂。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之后,我便和老船工一起回到了连云港墟沟镇驻地。
 
四十五,机枪连食物中毒事件
 
1957年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秋节那天,根据上级提议,我们二营的机枪连给大家改善生活,杀了一头猪,中午做了很多好吃的饭菜,但是没有酒喝。
那时,因为国家经济最困难,部队生活非常艰苦,平时吃的都很简陋,几周也难见一顿醒荤。
战士们看到改善生活,有这么多好吃的饭菜,非常高兴,立即围在一起,狼吞虎咽,大吃大喝起来。
厨房准备的也多,中午没有吃完,晚饭时,炊事员还没顾得上加热处理,很多战士便拿着碗筷,抢着盛在碗里大吃起来。
由于没有进行很好的加工处理,晚饭过后,其中有四十多名战士有不良反应,症状是上吐下泻,并发腹痛。
我接到上级通知后,马上组织医务人员前往救治,到了现场,经过询问,观察,了解,观察剩余饭菜残渣,我立即断定为食物中毒。
当时,由于当时营里医疗条件有限,人手不足,我立马向团部卫生队请求支援,团部也迅速派人过来,我们一起急忙开展了抢救工作。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紧急救治,终于控制住了病情,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上级医疗队雷厉风行的帮助,让我很受感动。人民解放军的品质就是这样,目标一致,相互协调,相互支持,这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
 
四十,江苏省东海县深山区的国防建设
 
 1958年春,我们六零八团二营接到上级命令,开赴江苏省东海县北三十多里的深山区进行国防施工任务,部队进驻青湖镇驻扎。
营医务人员按照要求,必须随军前往。
我们二营这次的任务,依然是在东海县以北崇山峻岭的山地进行坑道、壕沟、山洞作业。
因为春上正是流行病多发季节,为了保障施工任务的圆满完成,上级交给我们医疗队的任务,就是全面做好疾病预防和救治伤病员的工作,为此,我首先召集全体医务人员开动员会,交代我们的任务、目的以及疾病预防措施,分配任务,责任到人。
由于我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准备充分,预防措施到位,施工过程安全教育知识普及深入人心,因此,整个施工过程很少有人受伤或者生病的官兵。
部队经过半年多的艰苦作业,终于完成了任务,一条条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坑道、战壕、沟洞,因势利导,隐秘在蜿蜒崎岖,连绵不断的山岭地带,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工程建设任务。
我们医疗队也光荣地完成了使命,给上级军区领导交上了一份完满的答卷。
 
四十,服从党的安排,到农村劳动锻炼
 
1959年春,上级号召严支援农村建设,搞好军地关系。
过几天,我接到上级通知,要求到农村锻炼三个月时间,一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边为农民诊病治病,宣传防疫知识。
接到这个任务,我马上办理好手续,收拾行李,和领导、战友们们告别,想尽快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临行前,首长谆谆告诫我说:农村生活非常贫困,劳动量也很大,因为营养不足,农民经常患病的情况时有发生,你的任务非常艰巨啊!
我当时就向首长保证:我也是农村出来的军人,以前在农村时,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经历过,我完全服从组织安排,乐意接受党的考验,一定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离开部队营房,我来到离我们部队驻地二里多的东海县清湖镇农村。
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天灾不断,农业歉收,农村生活极其艰难,农民吃不饱,穿不暖,怨天尤人,生产积极性遭到了极大地伤害。
我到几家农户探访,发现各家各户家俱极其简陋,只有一点点粗粮,还舍不得吃,政府供给配每人每天只给三两粮食,他们全靠采摘野菜和树叶维持日常生活。人们的精神状态也是萎靡不振,面部表情是个个面黄肌瘦,虚弱无力。
作为部队驻村干部,上级要求我们,要和人民公社社员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深入农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疾病预防教育,党的方针政策教育。
我进村之后,才感觉到这里人民生活确实艰难,竟然连一个村委办公地点都没有,也因此无法安排我的住宿生活问题,社员们知道我是个军队医疗干部,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欢迎,村干部十分为难地告诉我,没办法,只有养殖场可以暂时居住,但那里又脏又臭,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你住在那里。
我说,既然组织上派我来了,有地方落脚就行,于是,就收拾行李,居住到了由五个农民一起经营管理的养殖场,和他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就这样,我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到田地里除草,施肥,耕种,有什么活就和大家一起干,吃饭的时候就回到养殖场,和大家一起享受所谓的一日三餐。
每餐的食物基本不变,都是一小碗蒸熟了的红薯干,大家都是一样,平均分配,谁也不能多吃多占,谁都吃不饱,饿了只能忍着。
这不是老百姓舍不得,这是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也没有吃的,加上劳动强度比较大,正是在这段时间,我的胃部时常出现疼痛现象。
为了能够和公社社员打成一片,把自己融入这个大集体中,我忍饥挨饿,埋头苦干,靠坚强的毅力和忍耐,每天都坚持干完了所有应该完成的劳动任务,并且收工之后,还要为群众诊病治病,因此深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
值得庆幸的是,我所在的村庄,离我们部队营房不算太远,只有二里多地,每周我还可以回部队一次,一方面可以换洗衣服,另一方面也可以到部队营房大食堂里吃一顿饱饭。
我是军医,组织上虽然是让我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体验群众疾苦,我在农村那几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给群众诊病治病,深入到群众中去,从思想深处了解他们的需求真实感受到了当时的“群众生活”。
通过几个月的农村生活体验,我经受住了考验,也了解到广大农民群众翻身解放后,他们是从内心深处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他们在农村生活条件极其艰难的境遇中,依然服从党的领导,在村干部带领下,战天斗地,夙兴夜寐,千方百计地促进生产,维护农村社会治安。虽然因为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但他们从不招惹是非,社会环境非常安宁。
这次驻村锻炼,使我真切地认识到,我们的农民朋友是善良的,即使再苦再累再难,他们都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愿意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坚韧不拔的毅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四十八,徐州市南山区的国防施工
 
 1960年春,为响应中央“加强国防建设,促进社会发展”的号召,在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部队除了日常训练,还要支援工农业建设,而巩固国防的任务,更是一刻也不能放松。
三月,我们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要求在徐州市南山区进行坑道战壕作业。
当时,部队生活条件虽然比农村稍微好一点,但也是很难满足日常生活需要。
除了米和面,其他副食品极其稀少,肉类食品更是难得一见,有时候甚至连油盐就会断接,干部战士的供应标准不能满足,国防施工任务艰巨,劳动量很大,战士们因为营养不良而生病的事情时有发生。
于是,我就向长官建议,利用空闲时间,让战士到山上挖些野菜充当副食,补充战士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上级采纳了我的建议,正因为如此,当时因营养不良,劳动消耗大而吃不消而患病的状况大量减少,劳动效率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部队终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施工任务,我也在施工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且获得了上级的嘉奖。
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施工作业,但战士们在山上挖坑道、战壕、山洞作业,我每天都必须跑很多山路,来来往往奔波在各个施工山头、工地,为战士们诊病治病,宣传防疫知识,送点淡盐水消炎药什么的,而这些工作,都是我强忍着不断发作的胃部病痛勉强坚持去做的。
 
 
四十,在济南军区基建工程
 
 1961年上半年,我们六零八团二营接到新的任务,奉命开赴山东省济南市,帮助济南军区建造楼房。
我们六零九团二营在全国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场回来以后,一直在中国东部山区沿海一带从事国防坑道、战壕,山洞的施工任务,还从来没有进入过大城市,更没有建造过楼房之类的建筑事业,这对我们也是一项新的尝试,或者说是新的考验。
来到济南之后,才知道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运送各种建筑材料。当时没有营房,部队就搭建了简易的棚子,几十个人住在一起,伙食也是以排为单位大锅饭,由后勤供给部保障日常生活所需。
整个施工过程中,除了下大雨不能施工作业外,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即使星期天也不能正常休息。
时间紧,任务重,对于这样的新事物,新体验,广大指战员思想觉悟高,工作热情大,上面只要交代一个任务,大家马上雷厉风行,积极主动地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都能够圆满完成自己所应担负的具体任务。
我虽然不是和战士们一样直接参与施工,但每天的工作量也很大,从早到晚忙个不停,诊治伤员病号,宣传医疗防疫知识,慰问施工战友,检查食堂卫生,给营房驻地消毒等。
经过十几个月的艰辛劳动,三座大楼直插云霄,我们六零九团二营光荣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支援建筑楼房的任务,然后撤回到原来的江苏徐州解放军驻地。
 
五十,遵照上级安排,到师部幼儿园和小学当医生
 
 1962年夏天,根据上级指导精神,不同级别的干部到了一定年龄,战士在部队训练几年之后,要按照比例转业到地方上去,这是军队当时情况下的一项新政策,半年前已经传达到了军队各级组织单位。
按照文件规定,我也在符合转业条件的行列中,因此思想上也没有什么顾虑。
当时,身边很多同志已经转业到地方上去了,当官的安排职务,当兵的回家乡去,农村来的还回家务农。
那时候自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军衔也已经是大尉了,思想觉悟也得到了极大地提高,组织上的安排就是我的志愿。
开始,我以为我是从农村来的,会转业到农村去工作,但组织上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征求我的意见之后,把我调到了师部幼儿园和小学,担任医疗卫生和防疫工作。
由于自己没有学过医疗方面的儿科专业,很多事情都得从头学起,经过不断摸索探讨,向有经验的儿科医生学习,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儿童治疗防疫技术。
从1962年5月到1964年8月,在师部幼儿园和小学服务两年多,顺利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五十一,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是当时的国家政策,也是一个人一生的转折点。
对于去那里,怎么安排,则是由部队首长和地方政府协商来决定的,同时也要征求个人意见。
部队领导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给每一个需要转业的同志都发了一张“转业安置征求意见表”。
接到这张“转业安置征求意见表”之后,我考虑再三,心情总是难以平静。最后经过和爱人商量,填写了四个志愿:因为爱人是徐州市人,所以第一志愿选择徐州,然后是商丘专区,再者是郑州市,最后才是许昌,这样就照顾到了西平老家和徐州爱人的中间距离。
我没有选择回到西平家乡,因为那时候西平县归信阳专区管辖,距离又远,再者还因为我是医务人员,怕回到家乡麻烦事太多,影响开展工作,所以我放弃了申报回到西平的志愿。
转业意见表批下来之后,部队领导找我谈话,让我到商丘专区继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1964年8月,我按照预定时间离开部队,带着部队介绍信和档案材料,领着爱人和孩子,到商丘专区组织部报到,交上介绍信和档案材料之后,组织部办事员安排我们一家人到招待所住了下来。
过几天,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通知我,到商丘地区组织部领取工作分配安置介绍信。我去了,看到介绍信上的分配地点是河南省郸城县卫生科科长(就是后来的县卫生局长)。
郸城县在1964年的时候还属于商丘专区,1965年6月,河南行政区划设周口专区,郸城县于是划归周口管辖。
我当时从内心深处对我的分配不太满意,觉得自己十六岁当兵,在部队二十六年,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医疗诊治和防疫工作,现在让我做行政干部,感觉自己可能不一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但又无可奈何,组织上的分配也是必须执行的。
在担任郸城县卫生科科长期间,上级规定,要求我主持卫生科全面工作。
由于我在部队一直都是忙于具体诊疗事务,基本上没有做过什么行政领导,所以对这个新行业也是比较陌生的。刚刚上任,所有人员都不认识,行政管理工作也不太熟悉,卫生科也是刚刚恢复,百废待兴,茫无头绪。
为此,我挨个找卫生科老同志交谈,寻求管理措施。然后多次把卫生科人员召集在一起,让大家出谋划策,商讨管理办法,争取大家的意见,接纳大家的建议,并向大家保证,决不搞一言堂。
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实践,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顺利完成了卫生科行政上,业务上的分工合作任务。
由于自己文化底子薄,管理经验少,所以,很容易接纳大家的意见,踏踏实实地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树立民主作风。平时虚心向有经验的老领导学习请教。并且经常下乡调研,积极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每年都要组织卫生科人员到农村,下基层做好防病治病的宣传工作。
        
五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下半年,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迅速启动。
10月初,党中央转发紧急指示,宣布取消了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生产以及卫生系统。
林彪、陈伯达电话会议,将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极力鼓动无政府主义思潮,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迅速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状态,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红卫兵全国串联,组成“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阵营,上至中央,下到基层,各行各业、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了,矛头直指各级领导干部。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大字报铺天盖地,红卫兵满天飞,各个单位都有相互拉帮结派、尖锐对立的不同派别。
我当时作为郸城县卫生科(县卫生局)一把手,又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过近十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很自然的就被红卫兵扣在了我的头上,那些十多岁的青少年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认为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派,都是批斗的对象。
那段时间,我被一群红卫兵“揪”出来,头上带着高帽子,上面写着“走资派”,脖子上挂个大牌子,上面写着“我是走资派”,被他们押着,天天在郸城县大街小巷“游街”。
在“游街”过程中,他们还强迫我不停地呼喊:“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声音小了,他们就用脚踢我,用拳头打我,甚至还要罚跪。
白天大会小会的批斗,晚上还要我写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不管你写多少材料,交待多少“问题”,造反派只要有人不满意,你就得继续挨斗,继续游街,继续写检查材料。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能耽误日常工作,如果耽误了工作,这将又是一条罪状。
这些造反派为了让我屈服,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把我搞垮,就押着我到水泥厂加班加点参加劳动,并且有时候干得少了还不让吃饭。
就这样过了好久,我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竟然发展到不能正常走路,于是,红卫兵们便对我弃置不管了。但是,那时,我依然坚信,这样的状况不会太久,共产党是解放劳苦大众的,共产党能够创建新中国,也一定能够救中国!
 
      五十,被下属提审并施以酷刑
   
1966年8月到10月间,由于自己是县卫生科主要负责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自然也就成了“走资派”。
卫生科一个副科长为了爬上科长的位置,便拉了一帮造反派,把我强行从居住处揪出来,送到原李副县长居住的小屋,李副县长因为忍受不了造反派的揪斗侮辱,不久前在这个小屋里自杀了,这两间小房子便成了空房。
我被押过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有十多个人了,我们挤在这两间小房子里,不管白天、晚上,除了吃饭,解手和拉出去批斗,其他时间一概不能走出这个小屋。门外经常有几个造反派看守着。
这里关押的十多个人,都是县里不同单位的领导干部,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被拉出去批斗,游街,写检查。这样过了四十九天,他们才放我们回到原单位继续工作。
记得有一天早饭后,原卫生科副科长派两名造反派骨干,把我从集中关押的小房子里押出来,带到原公费医疗门诊部,不问事由,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我跪到地上。
我不跪,问他们原因,那个造反派头头就叫人打我,踢我,强迫我跪下。我的双腿被踢得青一块紫一块,疼痛难忍,站立不住,就躺在了地上,他们把我从地上拉起来,还是按着头强迫我跪下,对我又踢又打又骂。
卫生科一个姓田的小头头声色俱厉地大声呵斥,问我知不知道犯了什么错,我说不知道,他又大声喊道:你犯的是对抗毛主席,对抗共产党的错,你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说: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工作二十多年来,不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都是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从来没有过自私自利之心,我不贪污不受贿,也从未做过其他违法乱纪的事情。
他听后更加恼怒,随即让一个姓张的叫过来四个人,对我又是一顿毒打,把我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伤,疼痛难忍,不断在地上翻滚。 
就这样,他们折磨我两个多小时,才让人架着我,把我送到了原来关押的小房子里。
在那些备受屈辱的日子里,我曾多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去追随李副县长,但我没有,因为我依然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我们的党一定会拨乱反正,挽救中国的。
 
五十四,“劳动改造”
 
 那时候,作为县卫生系统的主要领导,“走资派”的帽子我是摘不掉的,虽然在职时间只有两年,这两年来,我也只是在县卫生系统有点影响,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经常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在县城各个街道游街,并且还经常被押着到很多乡镇去游街,去参加批斗会,我也俨然成了郸城县的大名人了。
1967年下半年,虽然批斗会少了,但我会经常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到秋渠,到宜路,到城郊,到石槽,到丁村,到白马,到宁平……总之到过很多乡村进行“劳动改造”,卫生系统的一切工作,也都交给了“造反派”来管理了,他们揪斗我的目的也就终于达到了。
1968年下半年,我在农村的“劳动改造”结束,我又从乡下回到了原单位,但没有了职务。
过了几天,新领导又以“劳动改造”不彻底,还要继续进行“劳动锻炼”的名义,把我全家从卫生科挤出来,派到县工民医院继续进行“劳动改造”。
在县工民医院的那些日子,我们白天被监视着干活,夜里被监视着分住在几间小草屋里。
我不理解的是,我是国家干部,是中共党员,我犯了错,国家怎么处理我,我都没有怨言,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有什么错呢?他们竟然也要被关起来监视居住,而国家的法律政策又是怎么规定的呢?
1969年春,县卫生系统领导以我老婆孩子“在城里吃闲饭”为借口,强迫他们迁到乡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郸城县的“城市户口”也被取消了。
当时,我的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农业生产劳动。
被逼无奈,为了这几个孩子,我忍气吞声,低声下气地求孩子的舅舅,把他们娘儿几个接到徐州去住,可是到了那里,孩子舅舅居住的生产队不愿意接收他们,取消城市户口之后,原来供应的最低生活标准也没有了,孩子的老爷看他们实在可怜,就收留了他们,我把每月的工资也全部寄给他们。
就这样,他们在老爷家住了三年多,直到1972年下半年,中央颁发文件,出台了恢复安置政策,他们母子才恢复了城镇户口,重新回到了郸城县城。
 
      五十,平反安置,路途艰难
 197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下达文件,要求落实政策,没有重大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律予以平反安置。
我是1971年下半年给予平反的,县委组织部把我的档案材料进行了梳理,文化大革命中加进去的很多虚假材料和强迫材料都予以销毁,我很久以来郁结心头的精神压力才算得以释放。
当时,虽然对我进行了平反昭雪,也考虑到了给我恢复安置工作,但原来我的卫生科长岗位,已经有人了,我也不知道那些篡权的造反派凭什么力量就保住了自己的官位。
1972年春,在我毫不知情,领导又没有提前和我谈话沟通的情况下,县卫生系统领导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宣布把我调到县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负责医院后勤总务工作。
其实,宣布我到医院任职之前,医院的院长,党支部书记名额早已确定,我是属于“配员”过来的,平反后“恢复职务”的国家政策,在郸城县卫生系统执行中却有了折扣,我不但没有恢复职务,也不是“连降三级”,而是“一次降三级”。
我已经五十来岁了,职务高低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但“国家政策”在这里被亵渎,被玩弄,并且他们连一句沟通谈心的话都没有,我心里总有点愤愤不平。
但工作是以党组织的名义宣布的,我是一名党员,就必须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再说,自己刚平反昭雪,不管安排哪个岗位,参加什么工作,都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和日常生活上得到了解放,不管在哪个岗位上做事,只要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行,所以,我打消了向上级组织申报不公平待遇的打算。
三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锻炼了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个性,我是一个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劳动者,当有人在平反后恢复职务的安排上为我鸣不平的时候,我很坦然地自我解嘲说:共产党员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在郸城县人民医院工作的那些年,我直接参与规划建设的项目很多:首先填平、美化了医院院子里的污水沟和臭水塘,疏通了地下排水管道,然后建成了医院传染病防疫治疗区域专有病房,盖起了医院伙房和餐厅,盖起了职工宿舍楼,新建了医院门诊大楼等。
那几年,虽然国家经济困难,医院的硬件建设发展速度并不慢,上级领导看我踏实敬业,无怨无悔,不久便颁发文件,为我迁居江苏徐州农村的爱人和孩子恢复了郸城县的城镇户口,我也把他们从江苏徐州接了回来,可以在郸城县安排到相关的学校,正大光明地读书学习了。
 
五十六,胃部切除手术
    由于在抗美援朝艰苦岁月里生活没有规律,经常饥一顿饱一顿,落下的胃病一直难以康复,并且发作频率也越来越高,加上在医院里这些年的辛苦操劳,身体状况也是越来越差,“胃溃疡”面积越来越大,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1975年春节放假期间,医院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工程都已经基本结束,通过和家人商量,我在医院进行了胃部切除手术。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候手术,就是想春节有家人陪护,节后还可以上班。
因为溃疡面积较大,胃部被切除了三分之二,主刀医生是外科主任周礼荣,手术过程因为使用“麻醉”不当,给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出血量也较大,手术后我身体非常虚弱,没有补血,只给我输了两天糖水,在医院里静养了几天,然后就让我搬回家休养,这时候,我好像感觉到“走资派”的阴影还在笼罩着我。
手术还算成功,我身体也慢慢好转。春节过后,伤口还没有愈合,为了不让以前照顾我的爱人和孩子的徐州亲戚一家人担心,三月份,大女儿作为知情下乡锻炼还在假期中,我和大女儿商量好,在她的陪同下,到江苏徐州看望岳父一家。
因为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在火车上行动非常困难,全靠女儿照顾。往返八天时间,我们才回到了郸城家里。
这次手术过程,给我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五十,和知识青年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5年下半年,郸城县人民政府交给医疗卫生系统一个任务,派一名医疗干部到本县宜路人民公社林场,和知识青年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带领知识青年进行劳动锻炼。
卫生科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县人民医院。
那天,县医院党支部书记王守绪组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上级通知,然后商讨有谁去宜路公社林场担任这一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
当时,我是分管行政和后勤的副院长,又是刚刚做过胃部切除手术的,恢复的较慢,身体还很虚弱,看到大家都不发表意见,我就慢慢地站起来说: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的话,还是我去吧,我今年五十多了,下去锻炼锻炼也好。
我刚说到这里,大家急忙给以热烈的掌声。
通过决议之后,我回家做了一番准备,考虑到胃部手术被切除了三分之二,日常饮食是个大问题,就买了一个小煤火炉,买了一些钙奶粉,小米等,打算到了宜路林场之后自己做饭吃,因为那时候我只能吃些流食,不能吃硬食物,所以只好做了这样的准备。
到了宜路林场后,我按照上级要求,先召开一个林场职工全体会议,和大家见了个面,了解了一些具体情况。
这些知识青年,除了本县的,还有郑州下乡来的,总共有一百三十多人。这一百三十多名青年男女,在这个林场里已经生活了一年多,大都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情况。
林场里有农田,果园,砖瓦厂,他们都能按照分配,到各自的岗位上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
也有一部分青年被分配到生产队参加劳动的,大家都能遵纪守法,积极参加劳动锻炼,我也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安定他们的思想情绪。
1975年冬季,县印刷厂需要职工,经县劳动局批复,要从青年农场抽调二十五名青年。我和林场领导班子研究后,首先动员知识青年自愿报名,经审核批准后可以回到郸城县城印刷厂参加工作。
因为是印刷厂工作,想想可以从农民转成工人了,大家都积极主动报名,其中大多是女青年。
我们领导班子经过反复研究讨论,选定了二十五人,通知他们春节后到印刷厂上班。也算是完成了县里交给的招工任务。
那一年的征兵工作做的也很好,我们首先召开征兵动员会,只要够条件的都可以报名参军,择优录取,通过体检之后,我们从宜路林场送走了八位知识青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五十建郸城发电厂
 
 1976年春,上级要求在郸城县建立发电厂,厂址选在化肥厂对面,凡是县直各单位都要派人到发电厂参加县里领导组织的义务劳动。
郸城县人民医院在郸城来说是个大单位,按照任务指标分配,每天都要派出去三十到四十人去参加义务劳动。为了完成当时县里基础建设的这一中心任务,县卫生系统领导研究决定,把我调回县人民医院,领导医院参加电厂建设人员,完成上级交给的劳动任务。
县发电厂建设指挥部,分配给我们医院义务劳动的任务,主要是土工作业,平地,挖基,清理场子。
医院派出参加义务劳动的人员,是流水作业,今天是这几十个人,明天是那几十个人,而我是坐镇指挥的,必须天天参加电厂建设的劳动,没有哪个领导来换我的,早出晚归,坚守阵地,就成了我的工作习惯。
经过一个多月的轮番上阵,我们终于完成了电厂建设指挥部交给的劳动任务,向党交出了一份圆满的答卷。
 
五十九,任郸城县肿瘤研究所长的日子里
发电厂义务劳动任务完成之后,郸城县卫生系统从县医院抽调三个医生,四个护理,成立了郸城县“肿瘤研究所”,我被县卫生局(原来的卫生科现在已经升级为卫生局)委任为研究所的所长。
地址选在县医院门诊旁边,房舍是原来医院家属居住的小房子,条件十分简陋,一样像样的医疗器材和设备都没有,更没有用来检测,化验的任何工具和设施。
牌子是很大,实际上就是接收几个癌症患者住院治疗。
我虽然从事医疗工作几十年了,但对肿瘤病变原理和治疗却知之甚少,平时对于住院患者的检查治疗,都是有三名主治医生操作,我不过是协调一下各方面的关系,传达一下上级指示精神和对我们的要求,监督一下工作纪律。
因为几十年的辛勤劳作,加上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磨难,自己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年龄也五十多岁了,所以对安排在哪个岗位,自己也不是很在乎,反正都是为了干好工作,完成上级布置交代的任务。
郸城县“肿瘤研究所”存在了四年多,在缺少科研经费和化验设备等情况下被迫撤销,我也被重新安排到了新的工作岗位。
 
  六十,到郸城县卫生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
     1978年春,郸城县“肿瘤研究所”撤销之后,我因为胃部切除手术没有完全康复,身体状况不太好,在家赋闲休养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拿着国家的工资,不给国家做事,心里过意不去,就找到了当时主管县卫生工作的杨文远主任,请他和县里协商一下,让我到哪个医院做个医生就行。
过了几天,我接到通知,经县政府研究,县组织部下文,调我到郸城县卫生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同时还是卫生局党委委员。
我走马上任没干多久,中央有个新的政策,把“拨乱反正”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来抓。
县卫生局又将我抽调到县里,参加了对全县过去二十多年来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进行审查平反工作,县里组织成立了平反领导小组,我也算是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
我们经过四个多月的辛勤工作,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调查核实了三千多人的具体情况,为将近一千人平反昭雪,并安置了工作,圆满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六十一,下乡整顿乡级人民医院
 
按照中央“拨乱反正”要求,我们对郸城县范围内所谓的“右派分子”、“坏分子”等进行了平反昭雪和安置工作,这些人大部分都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到了退休年龄的也都办理了退休安置手续。 
完成任务之后,我于1979年春,又回到了郸城县卫生学校继续工作。
1980年上半年,卫生局领导派我到石槽乡人民医院调研,整顿医院工作。当时,县里其他乡镇医院的整顿工作还没有开始,更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政府派我去石槽,说是搞试点,搞点整改经验。但没有文件,没有规定具体整顿内容,其实就是下去进行劳动体验,而卫生系统派下去搞调研的干部,也只有我一个人。
   为了配合上级的工作安置,我还是到石槽乡人民医院去了。上级虽然并没有布置给我什么调研任务,但我还是把在下面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下面医院应该进行的整改方案,写成具体材料,向上级做了详细汇报。
在石槽工作了一段时间,县卫校突然出现了问题,县里对自筹招聘的工作人员,停止了自筹粮供应,要医院精简人员。
这些问题,本来留在医院里的领导就可以按照县里规定进行处理,但卫生系统领导非让我回去处理,理由是,我是卫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必须我来处理。
没办法,我从石槽回到卫校,走家串户进行大量访谈,做了很多思想工作,才按照县里的要求,把那些以前通过私人渠道安排到卫校吃“自筹粮”的勤杂工、炊事员、保管员一并劝退,让他们离开了卫校。
事情处理结束之后,我又回到了石槽继续调研工作。可是没多久,就得到消息,被劝退的那些人,有三个在县里领导授意卫校副校长,又回到卫校继续工作,“自筹粮”由卫校自己解决。
 
 六十,提前退休
     1980年春,政府传达了一个“关于干部职工申请退休条件”的中央文件,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好多都办理了退休手续。
我当时58岁,不到60岁的退休年龄,但考虑到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不如早点退下来让贤为好,免得挡了那些有干劲的年轻人的官路,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去干,未必不是好事。于是,我就通过深思熟虑,向上级交了一份“退休申请书”,想主动脱离岗位,安度晚年。
我的申请由县组织部研究上报周口地区人事部门。
1980年12月,周口组织部人事科批准了我的申请。
1981年3月,我正式办理了岗位交接手续,从此离开领导岗位,开始了退休生活。
 
    六十,退休初期  诸事难为
 
    办理了退休交接手续以后,我便赋闲在家了。
     我这一生,从17岁参加革命,一直都是在忙碌的基层工作岗位上度过,退休后不去办公室了,也不去单位了,忽然觉得有点无所适从,很多生活习惯也被打破了。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看电视,看报纸,基本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日子已久,特别觉得无聊。
有一天,无意中遇到一个以前熟悉的老领导,我们在一起闲谈,我说出了自己的苦闷和无聊,想求他帮忙找个事做做,他便介绍我去一个机关做门卫。
刚上班两天,大家知道我是个医生,找我聊天问病的人竟然络绎不绝,直接影响到了机关门口安静有序的工作环境。
第三天就有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去医院门诊部工作。
当时我考虑,只要不让我闲着,去那里都可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安置,到医院外科、针灸门诊部坐诊。
在部队时,我是大尉军医,医疗所长,转业到地方以后,主要是在医疗卫生系统做行政管理工作,退休了,还能在这里找点事做做,心里也很踏实。
    我每天按时上下班,兢兢业业坚守岗位,需要加班时也会义不容辞负起责任。
在这里干了两年多时间,很多刚结业的医学院毕业生也不断被安置过来,医院岗位也越来越紧张。
      有一天,某医院领导悄悄告诉我:听说上级有个文件,规定离退休人员不准在本单位继续工作。     
我听后很不乐意,心里想:既然不让在本单位继续工作,我就自觉离开吧!
离开医院之后,我联系了原来我负责抓点的宜路乡知情农场,那里的一班子领导非常欢迎我,给予我热情的接待和安置。
我在知青农场除了给他们看病治病,还经常参加生产劳动。
我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一年多时间,因为按照当时国家政策,这里的知识青年陆续回到城里被安置了工作,知青点被取消,农场也随之解体,我又回到了家里闲居。
在家闲居的几个月时间里,整天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心里感到非常憋屈。
后来和一个也是从事医疗工作的朋友闲谈,他说想和我一起合办一个小诊所,我正闲得无聊,很乐意就接受了。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先向卫生局递交了申请,批下来之后,我们迅速办理了合法手续,然后诊所马上就开始营业了。
可是没过多久,卫生系统监理员对我们说:按照上级规定,离退休人员不准私办诊所,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有这项规定,过了几天,他们吊销了我们的营业执照,我随之再次失去了工作。
有段时间,我曾把家里的存书收集在一起,把医学的、科学的、新闻的,文学的、生活的,报刊杂志等分门别类,把一个小推车改造成简易“小书架车”,天天推着我的“小书架车”到人员集中休闲的河边空地上,让大家免费阅读,借此打发闲暇的日子,寻求乐趣,也给热爱读书的人提供了很大方便。
 
 六十,热心体育运动,充实了晚年生活
 
后来,由于年龄的不断增长,感觉身体素质越来越差,于是就想到了加强体育锻炼。
开始是散步,慢跑,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太适应,活动时间稍微长一点儿,就会气喘吁吁。但我坚持下来了,并且跑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也不那么喘了,每次跑完步,回到家里洗个热水澡,就觉得神清气爽,浑身骨骼都觉得活动开了,心情也非常舒畅。
坚持几年之后,身体素质,精神状态逐渐好起来了。
后来,我多次参加县体委组织的体育运动会,在老年组长跑项目上多次获奖,并且还经常代表郸城县体育队,参加周口市体育运动会老年组的比赛。不管比赛成绩如何,每次都能促进心理状态的健康发展,促进身体素质的健康发展。
1996年,我虽然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但为了促进郸城县老年体育事业的发展,就和另一位体育爱好者赵迪同志一起,到周口市体育局学习“门球”技艺和活动规则,回来后在郸城建立了第一个“门球队”,这项体育活动在郸城得到了迅速发展,仅仅十多年的时间,就有100多名离退休干部职工加入了“门球队”,郸城县的门球活动也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我也因此被郸城县体育运动委员会评为“优秀体育工作者”。
 
  六十积极筹建郸城县老年体育协会
 
为了继续落实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伟大号召,县老干部局牵头成立了“郸城县老年体育协会”,经常在老干局和县体育局领导下开展多种体育活动,健身运动。
郸城县体育运动委员会还特派我到鹿邑县、郑州市等参加气功修炼学习班,修习期满,在县体委和老干局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自己创办了气功学习班,很多离退休老干部和职工积极踊跃报名参加,不久就有70多名学员参加了气功班。
学员们学习热情很高,锻炼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大都感觉到自己的心理素质、精神状态,身体状况得到了极大好转。
 
       六十,夕阳无限好,国家重养老
 
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我们部队回到了祖国,驻扎在徐州市洞山县大庙乡侯集村进行国防建设。
1956年,我们这些老兵大都30多岁了,大部分都没成家,我也34岁了,部队首长给我个任务,尽快结婚成家。
当时结婚还要有很多政审手续,领导帮我介绍了一个本地姑娘,政审完全合格后,我们于1956年10月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从此过上了恩爱和谐的家庭生活。
尽管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爱人对我依然是不离不弃,60多年的夫妻生活,我们互敬互爱,同甘共苦,相依为命。 
现在,爱人93岁,我也98了,我们家庭和谐,子女孝顺,享受着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还给我颁发了抗日战争纪念勋章,河南省委领导、省军区领导每年也都来看望我,郸城县人民政府也很支持我参加很多力所能及的社会公益活动,让我感觉非常欣慰。
近几年来,我多次被评为河南“健康老人”,河南省政府多次给我颁发健康荣誉证书。
现在,虽然年近期颐,但我依然从内心深处感谢亲爱的祖国,感谢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更愿意在有生之年,尽自己的能力,不给社会添麻烦,多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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